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第9/11页）

弗朗斯·菲戈尔有时也会经过店门口，却从来没有驻足停留。也许我父亲曾经把他从店里赶走过，因为他看起来像个流浪汉。从他每天都带在身边的那个塑料袋就可以认出他来，袋子里装的是他软磨硬泡要卖给书店的诗集。

我把中国诗人第一次来参加国际诗歌节的情景讲给古斯配听。那是七十年代，那时候人们还无法想象共产主义国家的作家是怎样的。虽然作品没有翻译，还是来了好多观众，所有人都意识到那一刻是多么特别，带着崇敬的心情倾听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的三位诗人朗诵自己的作品。突然，弗朗斯·菲戈尔站了起来，冲着台上发音不清的一个中国诗人喊道：“响一点！我听不清！”

古斯配问我有没有菲戈尔的最后一本诗集，他对书前面的座右铭印象尤为深刻。那是布莱登·布莱登巴赫的诗句：诗歌的作用就是用力地操那些字词。

我没有跟卢卡提波利斯·来泽的名字。在我把《E上空的云朵》这本诗集拿给古斯配后，他就义无反顾地着了迷。来泽是一个俄罗斯男孩，总想跟喝醉的妓女一样放声高歌，作品里浸透了愁绪和绝望。他既是诗人，也是街头霸王。古斯配被那直接、通俗的语言打动，还有出现在诗里的醉汉和瘾君子。来泽的脸上有个巨大的疤痕，说是打架时留下的。事实上是小时候摔跤摔的。

他在世界诗歌节上的表现可谓丑陋，几乎每天都醉醺醺的，谁的话也不听。有限的英语水平让人几乎无法跟他交流，观众都失望极了。来泽摇摇晃晃地走向讲台，顺序错乱地朗诵起来，跟屏幕上英语及荷兰语的翻译完全不一致。

在这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在父母偏僻的房子里上吊自杀了。人们在他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我很爱你们，别废话了！你们的波利斯。”那年他26岁，跟莱蒙托夫一个年纪，然而后者是在一场群架中被枪打死的，死前还以为大伙儿打架是闹着玩的。

我不会给卢卡念波利斯在诗歌节的闭幕式上朗诵的那首动人的诗。那首诗是为他的儿子写的，开头是：

我从荷兰回来，会给你带乐高玩具，

我们一起来搭一座漂亮的城堡。

你能让时间和人们都回来，

爱情也一样——啊，是那么繁盛。

每次我读这首诗，眼睛都会停留在“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慵懒，直到雪花从空中落下”这一行上，会想到古斯配去追逐的太阳，那个冰激凌人几乎不见的太阳。

我跟卢卡讲拉法雷多巨石山。倘若从柯蒂娜开车去多比亚科，就可以看见那三座巨大的岩石，虽然只有一秒半的时间。

“你跟他去过拉法雷多巨石吗？”

我点了点头。在一个晴天里，我和古斯配徒步走到了那里。我的肩膀上背着一个书包，他的皮带上吊着一瓶水。

“什么时候的事？”

我想了想，算了一下，说：“他七岁那年。”

卢卡不说话了，也算了起来。想起了古斯配七岁那年的春天，想起了父亲母亲还在店里帮忙的日子，想起了那一季他做的各种味道的冰激凌。

“他喜欢那里吗？”卢卡问。要做到不嫉妒、继续提问，从而知晓更多的故事，对卢卡来说真的很难。

我记得我们离拉法雷多巨石越近，古斯配的脚步就越快。前往巨石的路很多，其中一条的起点是一个用柏油浇筑起来的停车场，从那里出发，只需要走十五分钟。我们俩很早就起床了，走了一个上午。古斯配右手握着一根在路上捡到的棍子，左手牵着我的手。我俩把毛衣都脱了。那是五月里的一天，很暖和，周围山顶上的积雪都不见了。

巨石山不会一下子就出现在人们眼前，远远地就能望见，然而每靠近一步，它们就越来越大、越来越雄伟。一路上古斯配一直叽叽喳喳，把暑假计划详细地讲给我听。当我们走在巨石之间狭窄的小路上时，就突然沉默起来，仿佛被面前的大山催眠了一样。他的父亲和爷爷都没有这么近距离地接触过这三座大山。

我们停下脚步，抬起头来，看着巨大的山顶和岩石锋利的线条，三座两亿七千年前石化的珊瑚礁从热带海洋里高耸起来。古斯配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大山，跟他一起站在那里真是太棒了。我看着大山，只字不语，听着他的呼吸声，用身体里所有的爱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叔叔！”古斯配突然大喊起来，“看！那儿有人。”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是北边陡峭的山脉。过了一会儿我才看见两个小点点，是登山者。

“你敢吗？”古斯配问。

“不敢。”

“我就敢。”

说完便拉着我的手，想要顺着石块往上爬，爬向大山的山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