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第8/11页）

我跟古斯配讲了我在芝加哥时，访问了华丽一英里大街上的一座摩天大楼，诗歌基金会的总部就在那里，负责掌管露丝莉莉的捐款。

“露丝莉莉是谁？”

“是一个给《诗歌》杂志寄了一辈子诗作的女人。虽说那本文学杂志规模不大，却从来没有发表过她的作品。不过她每次都会收到编辑约瑟夫·派力司寄来的信。每拒绝一部作品，他都要亲手写一封信。87岁那年，露丝莉莉给杂志社捐了两亿美元。”

“你去芝加哥干吗？”

“我要给诗歌基金会的董事会做个演讲，董事会由芝加哥文化界的二十个名人组成，共同守着那两个亿的捐款。主席没有到场，飞去纽约了，通过一个小盒子来参加会议。那是一个正方形的扩音器，摆在会议厅正中间的桌子上，跟电影里的场景简直一模一样。他们对我的计划很感兴趣，可就是拿不出预算。”

古斯配还从我这里了解到在中国黄山由四个朋友举办的诗歌节，曾经那四个朋友一个星期中没有一天不是醉醺醺的，喝醉了就开始写诗。后来四个人都觉得这样的生活太过浪漫，而且也赚不了钱，于是七天就变成了三天，剩下的时间用来创业：有人开了一家出租车公司，有人开了宾馆，有人开了餐厅，最后一个开了一家剧院。那些创业赚的钱就用来邀请世界各地的诗人，前来参加他们举办的诗歌节。由于经济上的独立性，中国政府无法干预，也许根本就不知道这场诗歌节的存在。机票、翻译、旅行，甚至足部按摩的费用都是他们自己掏的腰包。网络上找不到任何跟诗歌节有关的信息，现场也没有观众。诗人们来到著名的花园里，站在一棵孤单的松树前，又或是黄山的悬崖峭壁上，朗诵作品。四个朋友面带幸福的微笑，倾听那些动人的诗句。

“那你住的酒店是什么样的呢？”

“是新安国旅。”房间里的写字台上有一包玫瑰味的餐巾纸，椅子刷成了青花瓷色，窗外是一座小桥流水的花园，花园里种着修剪平整的小树。每天早晨八点半一个女人便拿着笤帚在草地上扫起来。

麦德林诗歌节结束后，我就动身前往巴兰卡维梅哈，和四个诗人坐在一辆密闭的汽车里，司机的腿上摆着一把自动步枪，紧跟其后的汽车里也坐着两个持枪的人。我们正在去一家最大的炼油厂的路上。早上五点，工人们全都聚集到一片草地上。六百号人，一千两百只黑黑的手。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诗人们从兜里掏出几张纸，朗诵起来。

古斯配听了两眼放光，仿佛自己也成了工人中的一员。阳光照在他的身上，辞藻诗句涌入他的耳朵，搅乱了他的灵魂。

奥斯卡·王尔德曾经为科罗拉多州莱德维尔的煤矿工人们朗诵过，他并没有选择诗歌或是他一生中创作的唯一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而是穿着天鹅绒西装，朗诵了本韦努托·切利尼自传中的一段。本韦努托·切利尼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家，曾经羞辱过牧师和皇室，拜访过风尘女子，还杀过几个人。煤矿工人沉浸其中，接近尾声时大声呼喊王尔德明年一定得再来，接着给他们朗诵切利尼的自传。

古斯配也想接着往下听。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和卢卡之间的交流很少。要是我在店里，有时候他会坐到我身边，有时候会把我叫进厨房里。我问卢卡古斯配最近怎么样，在学校表现如何，有没有交女朋友。卢卡一边工作，或者一边喝咖啡，一边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候也会主动告诉我跟古斯配通过电话，古斯配让他向我问好。我们都在避免一些问题，一场真正的对话。跟之前那十二年比起来，这已经算好了，可是我们之间的话仍然不多。我们不愿听对方讲话，因为会产生一种嫉妒。比如古斯配在维纳斯度过的冬天，我和他一起去草地里散步的春天。那时候卢卡正在鹿特丹的厨房里，弯腰做冰激凌。

如今那些曾经沉默的故事把我们联系起来，我们仔细地去倾听每一个字词。然而有些事，卢卡仍然不愿知晓。

我给古斯配朗诵了雪莱的诗。十五岁那年，就是那首诗颠覆了我的世界。“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爱人；灵魂也如此，只容得下一个想法。一生只有一个目标的人，便失去了永生的机会。”那年古斯配也是十五岁，还留着短发，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我。也许当年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时，我也是这种表情。后来他终于说话了，只说了一个词：“好美。”这一切卢卡一个字也不想听到。

他总是说：“别拿那些诗句来烦我。你就不能不提诗歌吗？”

对于古斯配喜欢的诗人我只字不提，他们的作品古斯配倒背如流。有一次羽勒池·德勒德尔坐在冰激凌店外面，古斯配请他在诗集上签名。德勒德尔写道：“致古斯配，咖啡很黑，冰激凌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