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第6/11页）

“这条裤子弄脏了也没关系。”古斯配说。

“那条就不能弄脏吗？”

“外婆不许。”

“我看呀她很爱你。”

“她每天早晨都会把我的头发梳成中分。”

我们希望传承给下一代的东西太多了，冰激凌，诗歌，工具。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点也不能丢，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把自己弄丢了。

我把古斯配送回去的时候，索菲亚的母亲看着他，仿佛看着一只流浪狗。不过她看自己那成天坐在家里的老公的眼神也没多好。卡多雷地区很多眼镜工厂都停业了，还是没能竞争得过中国人。索菲亚父亲的工厂也关门了，在调职和提前退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现在夫妻俩面临着婚姻中一个困难的阶段，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索菲亚的母亲看起来依然光彩照人，而私人空间却变小了，脸上的表情也僵硬起来，有时候态度很冷淡，手里还经常拿着一杯酒。也许是因为古斯配她才没有选择回摩德纳，又或者是没有勇气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

我们四个人一起吃饭，吃的是奶酪玉米粥。索菲亚的父亲时不时看着外孙笑笑，然而古斯配并不在意。他很饿，更喜欢跟爷爷待在一起。一到冬天两人就钻进地下室，打开机器，听着嗡嗡的响声。母亲很不愿意看到这情景，不过也不能说什么。

等饭桌收拾干净，古斯配去睡觉了，索菲亚的母亲突然说：“他的眼神跟你的很像。”

我们又喝了一杯酒，她的老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得给她做伴。

“比起卢卡，他更像你。”说完便喝了一大口酒，脸僵硬得像块石头。

有两件，或者说三件事她是知道的：索菲亚结婚后很长时间才怀上了孩子。我曾经很喜欢她的女儿。小时候我和卢卡像苍蝇似的围着索菲亚转个不停，几乎每天都来串门。而开门的总是索菲亚的母亲，有一天还对索菲亚说我们哥俩得做出选择。

她知道我不是个“乖孩子”。

“是因为日照的关系吧，”我说，“我和古斯配经常在室外，卢卡总待在厨房里，见不着太阳。”

古斯配去追赶太阳了，那挂在美国空中幸福的太阳。他在冰激凌店里坚持了三个夏天，其中第二个夏天是最难熬的，必须待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卢卡要让他学做各种口味的冰激凌，可是古斯配一点也不愿意。

“我必须在店里帮忙就已经够烦的了，”他对卢卡说，“现在你还把我关在厨房里。”

“冰激凌人就得学着做冰激凌。”

“我不想做冰激凌。”

“我不也是这么学过来的吗？”

“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就非得做你做过的事呢？”

“因为这是传统，”卢卡说，“你的爷爷和太爷爷也是这么学过来的。冰激凌店是我们家祖上打造下来的，要从父亲传到儿子的手上。”

卢卡从来没说过他不是古斯配的父亲，很多次，真相已经到了嘴边，快要说出来的时候，又忍住了。他想把古斯配赶出家门，不让他在身边转悠；想拿着勺子，冲古斯配的脑袋打过去。就跟我看诗集时，父亲绝望的态度一样。

有时候古斯配去索菲亚那里寻找安慰，可是她每天都站在柜台后面忙着卖冰激凌，春天和夏天里能用来安慰的时间很少。有一次他按响了世界诗歌节办公室的门铃，我开门让他进来，和他一起坐在图书馆的大桌子前。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看着桌面发呆。

看着他，仿佛看到了我自己。也许卢卡看着古斯配的时候，也看到了我，那个叛徒，那个敌人。

“只有诗人才有权利悲伤。”这是海曼曾经对我说的，现在我对古斯配说，“我们这种凡夫俗子得高兴才对。”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我看见他的眼里噙着泪水，嘴唇在颤抖。无数行诗句盘旋在我的脑袋里，可以用来安慰的话很多，而我却选择了与海曼截然不同的方式。我把手放在古斯配的肩头，把他拉进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

“你从来都没跟他讲过那件事？”卢卡问。

“从来没有。”

“也没对别人说过？”

“没有。”除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个女孩。不过她不算，早已融化在过去，消失在时间里。

我从来都没为此挣扎过，也从来没打算告诉任何人。是我和索菲亚造出了古斯配，而他却是卢卡和索菲亚的儿子。我是他的叔叔，一个深爱他的叔叔，一个在春天里去意大利看他的叔叔，一个从世界各地给他带礼物的叔叔，一个时常非常想念他的叔叔。

“冬天是最难熬的。”我说。

“冬天是最美好的。”卢卡说。

对冰激凌人来说，冬天就相当于夏天。尽管白天短暂昏暗，尽管很冷，烟囱里冒出浓烟，卡多雷的冬天还是很温和，很隆重。到了山里，肩头的一块重担也就卸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