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第7/11页）

“我跟他一起看雪花从空中落下来，”卢卡说，“还用舌头去接，看谁能一下子接住两片雪花。古斯配的舌头跟索菲亚的一样长，赢的总是他。”

我仿佛看见他们俩走在大雪里：卢卡和他的儿子紧握彼此的手，宛如一条怎么都不会断的链子。

“等他长大一点了，我就把阁楼上父亲给我们做的雪橇拿下来。和索菲亚一起，我们三个从小山丘上往下滑，结果在第一个转弯的地方就摔倒了。一开始古斯配大声哭起来，可是一看到我们在笑，也就大笑起来。我大声说：‘雪钻到我的脖子里啦！’索菲亚说：‘雪钻到我的胸罩里啦！’古斯配说：‘我的内裤里也有！’”

我想起了某个冬天，在三家不同的酒店里和吉姆·莫里森的作品一同入眠的场景。

“有时候他整天待在外面，跟朋友们一起打雪仗。到了吃饭的时候，得出去叫他才肯回来，还要留心别让雪球砸了脑门。有一次，父亲、母亲、索菲亚和我，全家人都站在门口等他，雪球跟子弹似的砸在了他的身上，直到他求饶我们才停了下来。他很生气，大哭起来，不过一听到奶奶做了炖牛肉，就立刻恢复了平静。我们五个人一起围坐在暖暖的厨房里，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个热气腾腾的盘子。”

有些晚上卢卡什么也不说，只想听我讲故事，或者是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嗡嗡声。然而今天晚上，记忆自然而然地涌了上来，一段接一段，就像费南多·佩索阿在1914年3月8号那天走向写字台，拿出一叠纸，连续写了三十多首诗一样。

要把故事完整地讲出来是不可能的。我们并没有经历一切，也并不是时刻都在场。我们把自己知道的告诉彼此，尝试着解开一个谜。

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店外面，卢卡突然说：“有时候我觉得是你跟他说，‘去墨西哥吧，不用再回来了，你的生活可以由你自己来决定，去吧。’”

“你这是要把责任推卸给我吗？”

卢卡看了看周围，也许是希望这时候来个客人，可是并没有人走进店里。

“没错，有时候我的确把责任推卸给你，”卢卡说，“不过很多时候也责怪我自己。我怎么都无法忘记那次在厨房里差点对古斯配动手的情景。为他的头发我们不知道吵了多少次。长头发总是那么散着，我都跟他说过几百次了，叫他把头发扎起来，要不就去理发店里剪了。要知道，长头发散在旋转的冰激凌机器上，该有多危险。你还记得那个被绞死在机器里的人吧？当时是他的领带卡住了。一想到古斯配的头发可能被卡在机器里，我就吓个半死。而且也不卫生啊，头发会掉进冰激凌里。已经有人抱怨过香蕉冰激凌里的头发了，我敢肯定是古斯配的。那根头发很长，颜色很深，几乎是黑色的，是我亲眼看见的。

“索菲亚总说我不该对古斯配那么严厉，应该给他些空间，可是跟他一起站在厨房里的是我不是她。索菲亚相信古斯配只是需要点时间罢了，然后一切都会好的。可问题是冰激凌店里的时间少得可怜，没错，冬天里有得是时间，可是到了夏天，在那六平方米的厨房里，冰激凌机器转个不停，一筐筐水果都堆到天花板了，哪来的时间呢？我干脆去理发店给他约了个时间，就是转弯口的拉格曼发廊。每个从店里出来的客人都顶着一个漂亮的平头，简直可以直接去海军部队报名。以前我们都很想去那里理发，可是妈妈觉得太贵了。我告诉古斯配理发师在店里等他，结果他死活都不肯去。于是我说那我来帮他剪，我可早就受够了。头发越来越长，一直在眼睛前面晃来晃去的。我想找一把剪刀，可是厨房里哪来的剪刀呢？做冰激凌是用不到的。不过我还是继续找，实在是受够了，你知道他说什么？他问我为什么没再生一个儿子，一个愿意成为冰激凌人、留短发的儿子。听了这话，我的心好痛，气急了，看见灶台上放着一把刀，就是那种用来切哈密瓜的刀。于是拿起刀，紧紧捏着刀柄，心里想：我要割断那头长发。便朝他冲了过去。还没来得及把刀举起来，他就溜出了厨房。”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他告诉家人买了去墨西哥的机票前的一个星期。”

这时终于有人来买冰激凌了。

老实说，我也经常责怪自己。我是不是跟古斯配讲了太多关于我工作的事情？是不是我把他引向了那条本不属于他的路？我早就知道他要在冰激凌店里帮忙，有一天会接手卢卡的生意。卢卡就只有他一个儿子，古斯配没有一个能“接手”他的命运的弟弟。

我跟他讲过麦德林，讲过斯特鲁加，还有特拉维夫；讲过蒙古诗歌节的场地不仅仅在城市里，还遍布于各个村子和戈壁滩里用毡子和羊毛做成的圆圆的帐篷里；还有对了骆驼奶的伏特加和用颤抖的声音吟唱的诗人。夜晚侵袭了蒙古包，黑夜使阴影变得越加浓重，比冬季里所有的夜晚还要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