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归途（第10/26页）

“福音书里的世界是严酷的。那里充满了苦难——身体的苦难，灵魂的苦难。那是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善者一心向善，恶者穷凶极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也同样严酷。我们中有谁跟赫尔克里·波洛和简·马普尔一样，生活在谋杀案频发的世界里？而且在那些凶案背后，有多少邪恶暗流涌动！我们的世界不是那样的，对吗？我们中大多数人既没见过那么多善，也没见过那么多恶。我们航行在一条中间航道上。然而，谋杀案仍会发生，有时规模还很大，对不对？一战结束还没多久。隔壁的西班牙人正在肆无忌惮地相互屠戮。现在不断有谣言说，另一场大战就要在我们这块大陆打响。我们这个世纪标志性的罪行就是谋杀，欧塞比奥。无名氏依然活在我们中间。那条中间航道只是一个幻觉。我们的世界同样严酷，我们只是躲在运气和紧闭的双眼构筑的避难所里。等到运气用尽，等到眼皮被撕开，你该怎么办？

“令人悲伤的现实是：无论医生怎么说，都不存在自然的死亡。每一起死亡对于某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谋杀，它不公正地夺走了一个被深爱的生命。即使我们中最幸运的人在生命中也至少会遭遇一次谋杀，那就是我们自身的死亡。那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全都活在自己扮演死者的谋杀案里。

“唯一在道德高度上堪比福音书的现代文学只有地位低下的侦探小说。如果把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放在福音书之上，用一束光透射下来，我们能看出两者遥相呼应，处处暗合。我们会发现相同的结构和类似的叙述。他们是同一座城市的两幅地图，是关于同一种存在的两个比喻。它们折射出同样清澈的道德之光。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世界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作家。她的感染力和《圣经》一样强烈，她像《圣经》一样家喻户晓，因为她是一位现代使徒，一位女性使徒。在男人们喋喋不休两千年之后，该轮到女人了。这位新使徒回答了耶稣曾回答过的问题：我们要如何面对死亡？因为悬案终将告破，迷雾消散无踪。我们必须以同样的方式面对死亡：破解它，赋予它意义，把它放进人生的历程当中，无论这一切有多难。

“然而，阿加莎·克里斯蒂和福音书有一点关键区别。我们不再活在预言与奇迹的时代。和福音书里的人们不同，我们不再有耶稣活在我们中间。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的福音书是关于神的存在的记述。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书是关于神的缺席的福音书。她的书是写给现代人的现代版福音书。现代人更多疑，更不愿接受信仰。因此耶稣仅出现在片段之中，藏在不起眼的痕迹间；他披着斗篷，戴着面具，身影模糊，隐于暗处。但是你看——他就在她的姓氏里(16)。更重要的是，他近在咫尺，低声耳语。”

玛丽亚·洛佐拉打量着丈夫的反应，一丝微笑爬上她的脸庞。他也向她微笑，却没有说话。老实说，听到她把耶稣基督和使徒保罗拿来跟阿加莎·克里斯蒂和赫尔克里·波洛相提并论，这让他感到别扭。一个来自英格兰托基市的四十八岁中年女人，一个创作了大量引人入胜的娱乐小说的作家——如果罗马教皇听说出了这么一个劲敌，他心里一定不痛快。

玛丽亚又开口了，柔和的声音飘过来，仿佛一个拥抱。“这太棒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持久的挑战不就是信仰与理性的结合吗？要我们把生活植根于那一丝遥远的神圣，这太困难，也太不合情理。信仰是崇高的，但不切实际：人怎么可能日复一日地活在一个永恒的理念里？理性却来得容易得多。理性是现实的，它的回报立竿见影，它的作用显而易见。然而，理性也是盲目的。理性，就其自身而言，无法为我们指引方向，尤其是在逆境当中。我们如何在两者间求得平衡，如何让信仰和理性和谐共存？拿你来说，欧塞比奥，我认为问题的答案藏在这样的故事里：它们出色地展现了理性，同时又让你贴近拿撒勒人耶稣。如此一来，即使在内心动摇的时刻，你也能坚守信仰。因此，我送给你：阿加莎·克里斯蒂。”

她看上去光彩照人。这两个单词构成的礼物包裹在层层演说词当中，此刻落进他的怀里。根据自己数十年的经验，他明白现在到了他回应的时刻。他却意外地张口结舌。什么？耶稣的神迹，耶稣施惠于人的身体，耶稣行走于水上，寓言家耶稣被其他寓言家挽救，耶稣是一桩谋杀案的受害者，耶稣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背景中一个低语的身影——所有这些迂回曲折的论点，只是为了证明他在阅读自己最爱的作家作品时可以获得更崇高的宗教慰藉？他结结巴巴地说：“谢谢你，玛丽亚。我还没从这个角度思考过阿加莎·克里斯蒂。这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