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归途（第9/26页）

“我们把同样的健忘用在福音书上。我们记住了死者。我们当然记得住。但我们记得住是谁杀了他吗？假设你在街上随便拦一个人，问：‘立刻告诉我，是谁谋杀了耶稣？’我猜那人多半张口结舌。到底是谁谋杀了拿撒勒人耶稣？谁应当对此负责？是加略人犹大吗？嘿！他不过是个工具，一个帮凶。他背叛了耶稣，他把他卖给了搜捕他的人，但他并没有杀害他。那么，是不是本丢·彼拉多——那个宣判耶稣死刑的罗马执政官？也很牵强。他知道耶稣是无罪的，想把他释放，也更愿意把巴拉巴钉在十字架上，但他最终屈服于愤怒的民众(13)。彼拉多宁可牺牲一个无辜的人，也不愿眼睁睁看着骚乱爆发。所以他是一个懦夫，另一个谋杀案的帮凶，但他也并非真正的凶手。

“那么，是谁犯下的罪行？广义上讲，是罗马人吗？耶稣的确是被罗马士兵绑起来的——命令由罗马军官下达，遵照一个罗马行省的罗马律法。不过有谁听说过这么模糊的凶犯？神之子被一个早已消失的帝国的无名奴仆杀害，只为安抚一个争吵不休的本地族群——我们在神学上能接受这样的观点吗？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难怪没人记得凶手是谁。

“啊！但是显而易见：是犹太人谋杀了耶稣！这话听上去很熟悉，对不对？一群工于心计的犹太长老和罗马当局沆瀣一气，阴谋除掉一个带来麻烦的同胞。（我们只记得恨犹太人，却忘了恨意大利人——为什么会这样？这真是一种耻辱！）但是，如果该负责的是犹太人，那么是哪几个人？他们叫什么名字？我们知道大祭司该亚法。还有其他人吗？没有别的名字被提及。实际上，和犹大、彼拉多一样，该亚法也只是帮凶。犹太人不能公开杀死犹太人——记得十诫吗？该亚法必须找到下得了手的人。于是他和同辈的长老煽动民众，让民众决定耶稣应该被钉死。他们承担着真实的、实质性的罪名。如果民众大声疾呼，要求释放耶稣、钉死巴拉巴，彼拉多一定会照办，该亚法的阴谋就无法得逞，犹大也不必退还沾血的钱。

“看样子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拿撒勒人耶稣的死，罪在民众。严格来讲，首先是民众被寂寂无名的官员欺骗，然后被寂寂无名的长老煽动，希望耶稣被处死，最后没名没姓的士兵动手杀死了他。但一切都源自民众，还有比民众更没名没姓的吗？民众的定义，不就是无名氏吗？这样看来，整件事水落石出：有罪的犹太人，有罪的罗马人——他们只是挡箭牌，是混淆视听的熏鲱鱼(14)，这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惯用手法如出一辙。难怪那些随处可见的粗人会认为隔壁的犹太人杀死了耶稣，因为那更具体。但神学上的事实是：无名氏杀死了拿撒勒人耶稣。那么谁是无名氏呢？”

玛丽亚顿了一下。片刻的沉默后，欧塞比奥如梦初醒，意识到妻子正在等待他的回答。

“哦！我不太清楚。我从来没有——”

“无名氏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所有人。我们杀死了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就是民众。我们就是无名氏。写进历史的不是犹太人的罪，而是我们所有人的罪。但是我们那么快就忘记了这一点。我们不喜欢罪过，对吧？我们惯于文过饰非，将罪过转嫁给他人。而且正因为我们厌恶罪过，所以我们记不住福音书里是谁杀死了受害者，就像我们记不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里是谁杀死了受害者。

“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形容耶稣生平的最简洁的方式吗——一起谋杀案？一条生命被夺走，受害者完全无辜。是谁干的？谁有作案动机和时机？尸体上有什么痕迹？它说明什么？这需要一名优秀的侦探来破案。凶案发生多年以后，这位一世纪的赫尔克里·波洛出现了，他就是塔尔苏斯的保罗。基督教始于保罗。最早的基督教文献就是保罗的信件。我们从这些信中获知耶稣的故事，这比福音书上的耶稣生平早了若干年。保罗立誓把耶稣的事件查个水落石出。他使用自己的‘灰色细胞’，四处查访，听取证词，仔细查看事件记录，搜集线索，研究每一个细节。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眼前闪现出一个画面，顿时恍然大悟。在调查接近尾声时，他得出了唯一可能的结论。然后他开始布道，开始书写；耶稣也从一个失败的弥赛亚(15)变成了替我们背负原罪的神子。保罗使得拿撒勒人耶稣的案件真相大白。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悬案的破解带给我们某种快感，同时读者也被她惊人的创造力折服。与此类似，耶稣的复活及其意义同样在基督徒心中唤起一种大欢喜——这种欢喜更进一步，它是持久的快乐；基督徒感谢上帝惊人的创造力，以及祂无限的悲悯。在这里，一个问题曾困扰保罗：一位慈爱的神为何会被意外处死，然后又复活？唯一的答案是：耶稣通过复活来洗刷我们的罪过。赫尔克里·波洛会由衷地赞同保罗解谜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