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第13/19页）

我经常在吃午饭时替哈贝代班。他就搭车去霍尔斯德街，因为他讨厌步行。两点钟回来时，他步履沉重地在车道口下了车，手里拎着外套和平顶宽边草帽，背心口袋里塞满香烟、铅笔和名片——他有自己的商业名片：“哈贝·凯勒曼，马奇煤炭公司代理人”，还有一幅公鸡疯狂追逐母鸡的图案，下面有一行小字：“ 我说话算数”。他一进煤场，便去核校秤杆，接着把《时代》扔进火炉里，绕煤场走一圈，然后，因为正是三伏天，暑热蒸人，我们便坐在过磅的水泥坑那儿有凉气升上来的地方。办公室的景象活像擅自占地者的棚屋或者是西区街旮旯里的小屋。附近有一条通往一个牲畜场的铁路侧线，浑身尘土的牲口在待发的车厢内乱叫，红红的鼻子和嘴唇贴在车厢的板条缝隙之间。卡车的轮胎在融化的柏油路上一路舔过，煤粉四处飘扬，把木桩染成了黑色，牛蒡枯死在茎秆上。煤场的一角老鼠横行，见了人从不惊慌逃窜，成窝的老鼠在那儿哺育长大，到处悄悄走动，我从没见过这么驯良的老鼠，它们随心所欲地来来往往，从你脚边走过时也毫不害怕。西蒙买了一支手枪——“我们总得有支枪，”他说——用它来打老鼠。可是它们只是一时惊散，过后便又回来。它们甚至怕麻烦不愿挖洞，只是挖几个浅坑作为栖身之地。

做成了几笔生意，卖出了一批煤。哈贝把账记在那本黄色的大账本上。他写得一手好字，时常为此自鸣得意；他头戴平顶草帽，坐在高凳子上，写出笔画有粗有细的字。这张黄色桌面的老式记账桌上刮痕斑斑，我把脸转向磅秤上方那个小小的方形窗口，有时会看到西蒙坐在那儿，在一本宽宽的三联支票簿上开支票。起初，开支票使他很入迷。他曾煞费苦心地从我口中探得我还欠佩迪拉两块钱，为的是他可以借此开张支票，签个名，还掉我的这笔债，从而满足自己的嗜好。随着结存的金额日益减少，现在这种追求满足的心情也越来越淡薄了。他念念不忘上次为了要娶塞西，不顾一切地铤而走险搞钱的事。而这一次，他深信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押出去了，是孤注一掷。那天，他来告诉我他准备结婚时，他决非信口空谈他对钱多么心急意切，现在，凭他流露出的内心伤痛、苍白死灰的脸色和近乎疯狂的举止，都可以证实这一点。在这夏天生意不振的沉闷气氛中，他呆望着这黑压压一片马尾藻似的煤场的神情，有时真吓得我毛骨悚然。要说我不惜抽出偷书和读书时间，双手插在衣兜里跟他一起绕煤场散步是为了排除孤寂，这是不够恰当的，其实是因为我非常害怕。他随随便便地开枪打老鼠，在我看来就不是个好兆头。而且他老是抱怨说，他的脑袋里像开了锅似的，他说：“我的脑汁沸腾得快要从耳朵里流出来了。”

有一次，哈贝突然抓住西蒙的腿学起狗叫来，可是玩笑开得不是时候，我不得不拦住西蒙，不让他去揍哈贝。这件事说来好险。就在这事发生前的一刻，哈贝讲了在佛罗里达地产暴涨时他如何做诱购者雇用的骗子，又讲了他跟一个不让他出屋子的土耳其女人的艳事，以及他第一次得淋病的情况，说痛得简直像“插进一罐火热的蚯蚓里”，西蒙还听得哈哈大笑。这种从哈哈大笑一下子变成凶神恶煞的脾气，使得哈贝差一点要辞职不干。他那双又大又精明的眼睛水汪汪地充满忧郁，含着泪水，带着警告。我则竭力调停，因为只有我才能使他们和好如初。“就是在再大的公司里，我也没有受过这样的鸟气。”哈贝用嘴角对我说，不过这话西蒙应该能听到。从西蒙那垂头张嘴、露出没有补好的门牙，我可以看出，他的心一定在怦怦直跳，恨不得揪住哈贝的裤裆，把他扔到大街上去，可他不得不抑制住自己的冲动。

最后，西蒙终于还是开口说：“好吧，我要说声对不起。我今天的心情不好。你应该觉察到，哈贝……”一想到麦格纳斯一家人，就使他不寒而栗，他全然忘却自己是个生意场中的新手，哈贝只不过是个讨厌的家伙，自己居然为这种无聊琐事大动肝火，这太不值得了。西蒙的耐心和忍气吞声，在我看来，比他的暴怒和发火更让人难受——那是一种可怜巴巴、强制性的肉体上的忍耐。另一桩这种令人难受的事，是他以强忍的口气低声和夏洛特通电话，一再克制着重复回答她的问题，简直到了屈膝投降的地步。

“行了，”他对哈贝和我说，“你们俩干吗不开我的车去拜访几个客户呢？想办法拉点生意。拿五块钱去喝啤酒。我跟考克斯留下来把后面那道篱笆修一修，要不修好，他们光天化日之下都会来偷的。”考克斯是个打杂工人，一个老酒鬼。一顶像意大利军帽似的油漆匠帽歪扣在头上。西蒙叫他沿西屋公司的围墙边找找，看看有没有旧木板。考克斯干活就为了能挣上汉堡包和一瓶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凯林雪利酒，或一瓶约克酒。他也是个看守人，睡在绿格子网后面的一堆破布上，就在很少用的前门的前面。他一瘸一拐地走着——他自称腿上还留有一颗子弹，是圣胡安山战役[20]中受的伤——沿着西屋公司那长达一英里的大钢丝网围栏。在这个公司里，像造围栏这样的事，都是由办事员招营造商投标的。这种紧密结实的钢丝网围栏，使大家都能看到里面远处的闪光，一座座的砖塔，一幢幢狭长的电力大楼，和堆得像维苏威火山般的烟煤，衬映在一尘未染的夏日晴空和美景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