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第7/31页）

他在特兰西瓦尼亚[10]接受的教育，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特权，跟大都市布加勒斯特的那些巴尔干式的同时又法兰西化的方式截然不同。人们能把特兰西瓦尼亚当做东方吗？而明海尔·皮佩尔科尔恩则赋予了他的继承者一种合乎礼仪的爵号：荷兰人！常跟他一起吃饭的那些人也习惯于这样叫他。“嗨，荷兰人！”他也听惯了。

加什帕尔的作品，是对当局炮制的“争论”，对那些宏大话语和对人文主义口号的一种挑战。

不和谐是颠覆性的，这就是加什帕尔猜想的？他偶尔也突然露面，头戴皮佩尔科尔恩的毡帽，几杯伏特加下肚后，便哀求般地伸出一只手来，背诵起这一位的习惯段落来。

“这空气，先生们，我们今天所呼吸的这空气宣告了一种气息，渗透了一种春天的微妙芳香，负载着种种情感和回忆，我们恐怕不应该吸进去后以某种……形式再吐出来［……］我把［……］你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高度上来，朝向这一伟大的高度，来到在高空中盘旋的这个黑点上，就在这一片几近于黑色的奇妙异常的蓝色之上……这是一只猛禽，一只大猛禽。这是，假如一切都……先生们，还有你，我的孩子，这是一只鹰。［……］苍鹰，女士们，先生们，大神朱庇特之鸟，同类中的王者，高空中的雄狮！”*

《明海尔》是否曾是一篇隐藏的赞美新大陆的辩护词？国际化的皮佩尔科尔恩，是否就是一个self-made-man[11]？咖啡馆的国王，居住在爪哇的荷兰人，跟他那位丹凤眼的高加索情人在一起？一篇为自由和为哈德孙湾的女神塑像的辩护词？自由，生命力！

人们会认识某个人到何等地步，消失在生活于东方与西方相交叉的子午线的那些幻觉消费者中间的某个人？戈拉教授恐怕不会有勇气来回答。彼得·皮佩尔科尔恩激活了作品的书页，但戈拉白白地等待着：加什帕尔不露面。

荷兰巨人自杀了，他给自己注射了动物毒液和植物毒汁。热带高烧毁尽了他的力气：再也无法强烈地感觉生命，是“一种喜剧性的灾难”*，他写道。上帝面前的一种羞耻。

戈拉希望能渐渐地明白他以前不甚明白的。在美国的明海尔·加什帕尔，是不是最终会变成人们始终在说的那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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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上中学最后一年级的彼得，也同样突然地出现在了戈拉位于首都的家中。

高高的个子，苍白的脸色，眉头紧皱，被一个跟他年龄和他本性不相配的使命所压垮。他只有很少时间，他得去赶他回程的列车。他夜间旅行，从这个国家的最西端而来，赶来参加这个奇怪的家庭会议：讲述他父亲发生的事，让亲友们有所警惕，以提防可能会给所有人带来的后果。

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没曾想到，他妻子会把这个更关心篮球而不是政治黑暗的少年郎打发去完成一次如此的出征。爱娃·加什帕尔做得很巧妙，彼得一个夜晚的缺席不会引起什么疑问。以前，她儿子就有在同学家睡觉的习惯：蒂波尔的父母会保守秘密的。

奥古斯丁·戈拉立即就从露的父母的脸上瞧出了那种担心。看来，对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的撤职，他们已经知道了很多，而对类似情况，则知道得还要更多。瑟拉芬女同志和加什帕尔男同志只是表姐弟，但猜疑传播得跟疥疮一样快。他们担心这会影响他们自己的环境，因此没有把这消息告诉女婿，后者那时——以及在此后——问自己，他们是不是采纳了朋友的建议，而这些人又是谁。他更愿意相信，假如曾经有朋友的话，他本该被当做其中一员。

在那个灰尘蓬蓬的七月的下午，当这位中学生被邀请坐到餐室中那把红皮大扶手椅上来详细叙说他带来的消息时，戈拉感觉到，危险正从国家的西端向他的新家转移。他必须承认，通过那些倾听这壮小伙子的人脸上显露出的不安，他立即就被传染了，意识到了小伙子正解释的他父母亲家一下子就陷入其中的这一荒诞。

大卫·加什帕尔这位早先的钟表匠，没有任何理由解释，就被解除了在社会主义法学体系中的检察官一职！按照党的意愿，一个钟表匠被送到一个学校学上一年，然后就成了检察官；按照党的意愿，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便不再是检察官了。人们无法指责他的不正直，或者某种无视神圣的政治行为，只能说他为事业效力绝对毫不妥协。撤职的借口很是晦涩，失宠会带来完全荒唐的后果，这就是爱娃·加什帕尔转达给年轻密使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