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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我开始和纽约警察合作，研究凶杀案罪犯的资料。数据相当有趣，但同罪犯的谈话令人沮丧，研究也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人类暴力的根源何在？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在日常互动中发挥着什么作用？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天真地希望某天能解释为什么阿道夫·希特勒这样聪明且具欺骗性的精神变态者，能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文明变成一台毫无主见与道德的杀戮机器。我早已知道，人类之外的高级动物拥有某种建立支配关系和社会等级的机制。这种等级的建立通常不会伴随严重的伤害。即使狼、虎之类的凶猛捕食者，在发出清晰的臣服信号之后也会立即中止狂暴的对抗，以免导致死亡或严重残疾。但人类呢？我们是像许多人猜想的那样，缺乏这种本能的臣服-认可机制，所以注定战争不断？难道我们同类相残的疯狂行为是由我们的基因先天决定的？我认为不是。

“通过数年时间搜集数据，提出假设，我渐渐形成了一个奇怪而不科学的理论。但我只能将这个理论藏在心底，因为如果我将其告诉同事，我的专业名望就必然受损。人类进化出的支配会不会是一种通灵现象，即我的一些不够理性的朋友所说的超心理现象？政治家的苍白吸引力——媒体美其名曰“人格魅力”——显然不是建立在魁梧身材、繁殖能力或威吓展示的基础之上。或许，在人脑的某个脑叶或半球之中，存在着一块专门投射这种个人统治感的区域。我知道，神经病学研究表明，我们的等级意识源自大脑最原始部分——即所谓的“爬行动物脑”。进化——变异——会不会赋予了某些人近似移情或心灵感应的能力，而该能力可以在生存竞争中发挥无比强大的作用？这种能力在支配欲望的驱使下，会不会最终演变为暴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否还是真正的人？

“最后，我能做的只是不停地归纳上校的意志进入我大脑时我的感觉。尽管数十年过去了，那种悲惨经历的细节已被淡忘，但精神强奸所带来的痛苦、恶心和恐惧却仍然能让我喘息着从梦中惊醒。我继续教学、研究，继续穿行在灰暗而平淡的日子中。去年春天，我有天早上醒来，意识到自己老了。自从上次在录像中看到上校的脸，已经过去了十六年。倘若那确实是上校，倘若他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是一个耄耋老人了。我在脑中勾画出那个牙齿掉光、身体发抖的老战犯。上校很可能已经死了。

“我忘了，恶魔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不到五个月前，我几乎同上校在纽约街头相遇。那是个酷热的七月傍晚。我走在中央公园西街，思考着一篇关于监狱改革的文章，这时上校从不到五十英尺外的一家餐厅出来，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他身边跟着一位上了年纪但仍然美丽的女士，她的白发垂在一套昂贵的丝绸晚礼服上。上校自己则身着黑西装。他肤色偏黑，身材匀称。他的头发已所剩不多，而且从金色变成了白色。但他那张愈发丰满红润的脸庞上仍透露着冷酷与专横。

“我呆呆站在原地盯了他好几秒，然后拔腿追赶出租车。车汇入车流当中。我在车辆的缝隙中穿梭，疯狂地想追上去。坐在后排的乘客从未回头。出租车越开越远，我蹒跚着回到路边，差点儿摔在地上。

“餐厅的领班服务员也没帮到我。他承认当晚确实有这样一对仪表不凡的老年男女在这里用餐，但他并不知道他们的姓名。而且他们也没有预约。

“接下来的好几周，我都在中央公园西街一带游荡，搜寻每一条街道，扫描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中乘客的脸。我还雇了一个年轻的纽约侦探做帮手，但我的钱再次打了水漂。

“然后我便陷入了所谓的‘神经崩溃’当中。我失眠了。工作进行不下去，大学里的课也被取消了，或者由紧张的助教代替我上。我已连续多天都不换衣服，回家后除了吃饭就是来回踱步。我常常夜深了仍在外晃荡，被警察盘查了好几次。幸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和神奇的‘博士’头衔救了我，否则我早被送到贝尔维尤医院了。后来有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的地板上，突然意识到我一直忽略了一个问题——上校身边的那个女人很面熟。

“那天晚上剩下的时光和第二天白天，我都在努力回忆我在哪儿见过那个女人。我可以肯定是在某张照片上。她的形象让我回忆起了一种模糊的感觉——慵懒、焦虑，伴随着柔和的音乐。

“那天下午五点十五分，我叫了辆出租，风驰电掣般赶到我牙医的诊所。他那天不在，诊所关着门，但我编造了一个蹩脚的故事，还严厉训斥了接待员，终于让他同意我翻阅等候室里的一堆老杂志，有《十七岁》《智族》《小姐》《美国新闻》《世界报道》《时代》《新闻周刊》《时尚》《消费者报道》和《网球世界》。当我第二次翻阅所有杂志时，接待员开始对我的疯狂状态感到警惕。我之所以还在继续搜寻，纯粹是因为我的执念——我坚信，没有牙医会在一年之内将等候室内的杂志更换四次以上。接待员气势汹汹地威胁说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