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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也就是两个星期前，德雷顿夫人给我打了电话。她邀请我参加12月17日在她家召开的圣诞宴会。她说她亲自打电话给我，我就没有借口不去了。她想让我见她的一个好莱坞好朋友。此人是制片人，据说非常想见我。她给那人送了一本我的书——《暴力病理学》，他对这本书赞不绝口。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名字并不重要。’她答道，‘你见到他就能认出来了。’

“挂断电话后，我激动得发抖，直到足足一分钟后才拨出了哈灵顿的电话。当晚，哈灵顿带着他的两个朋友过来同我商讨对策。我们再次梳理了电话账单。这次我们打算拨打所有未列入洛杉矶市号码簿的洛杉矶本地号码。当打到第六通电话时，听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这里是波登先生家。’‘请问是托马斯·波登家吗？’弗朗西斯问。‘你打错号码了！’对方怒吼道，‘这里是威廉·波登先生家。’

“我将这个名字写在我办公室的黑板上。威廉·冯·伯夏特。威廉·波登。这太符合人性了。奸夫在酒店通奸的时候会用与真名相近的假名登记；通缉犯有六个假名，其中五个的“名”都与真实姓名的“名”一致。我们的姓名里有一种神奇的东西，无论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我们都无法将其舍弃。

“于是星期一，也就是查尔斯顿凶杀案爆发前四天，哈灵顿飞到了洛杉矶。我本来打算自己去的，但弗朗西斯提出最好先由他去查查这个波登，拍点儿他的照片，确认他就是冯·伯夏特。我还是想去，但我意识到自己毫无计划。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我却从未想到一旦找到上校之后怎么办。

“星期一晚上，哈灵顿打电话回来报告说，飞机上的电影糟透了，他落脚的酒店显然比不上贝弗利山威尔希尔酒店，贝沙湾的警察相当爱管闲事，只要你在社区里开车转两圈，或者把车停在蜿蜒的车道上窥视影星的家，他们就会上来盘查驱逐。星期二，他打电话回来询问有没有查出更多关于德雷顿夫人的信息。我告诉他，他的两个朋友——丹尼斯和塞尔比——精力都没有他旺盛，而德雷顿夫人仍在照常打理生意。弗朗西斯接着说，他去过波登的电影公司，但这一趟一无所获。尽管波登在公司里有办公室，但没人知道他何时会来。上一次有人看到他来上班是在1979年。弗朗西斯希望能找到一张波登的照片，但没有人能提供。他本想向那里的秘书出示冯·伯夏特在柏林拍的照片，但最终没有这样做，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样做不够酷’。他计划第二天带着照相机和长焦镜头去波登的贝沙湾豪宅偷拍。

“星期三，哈灵顿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我打电话去旅馆询问，得知他没有退房，但那天晚上他没有来前台拿钥匙。星期四早上，我向洛杉矶警察局报案。他们答应查一下，但根据我提供的相当有限的信息，他们认为哈灵顿不太可能遇害了。‘这是一座繁忙的城市，’接电话的警察说，‘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吸引住一名年轻人，让他忘了打电话。’

“我那天都在努力联系丹尼斯和塞尔比，但始终联系不上。就连弗朗西斯事务所的电话答录机都没工作。我前往尼娜·德雷顿在公园大道的公寓。门厅中的保安告诉我，德雷顿夫人在去休假了，我不能上楼。

“星期五整整一天，我都把自己关在家里等待。晚上十一点半，我接到了洛杉矶警察的电话。他们打开了哈灵顿在贝弗利山酒店的房间，他的衣服和行李都不见了，房间里没有他遭到杀害的迹象。警察问我，他的329.48美元房费该由谁来付。

“那天晚上，我强迫自己按计划去一个朋友家吃晚饭。从公交车站到格林尼治村只有两个街区，但这段路那晚却仿佛没有尽头。星期六傍晚，就是你父亲在查尔斯顿遇害的晚上，我在大学参加关于城市暴力的研讨会。与会者有两百多人，其中还有几名政党候选人。整个讨论过程中，我不时打量观众席，希望能看到尼娜·德雷顿那眼镜蛇似的微笑，或者上校那双冰冷的眼睛。我感觉自己又变成了棋子，但这次下棋的是谁呢？

“星期天，我读到了早报，第一次得知查尔斯顿的凶杀案。报纸的其他位置上，有一小段专栏文章，说一架飞机在星期六凌晨坠毁在南卡罗来纳，好莱坞制片人威廉·D. 波登不幸搭乘了那架飞机。专栏里还附有那位神秘制片人的罕见照片。照片拍摄于六十年代，照片中的上校正在微笑。”

索尔不再说话了。他们的咖啡杯放在门廊栏杆上，咖啡已经冷了，但他们全然不觉。索尔说话期间，栏杆的阴影在他腿上慢慢移动。谈话中止后，远处街道的声响也变得隐约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