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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到了。在《时尚》杂志充满浮华广告和夸张宣传语的封面附近，有一张那个女人的小黑白照片。照片位于购买饰品的专栏顶部，下方写着女人的名字：尼娜·德雷顿。

“对尼娜·德雷顿的追查迅速展开。我雇用的纽约私人侦探哈灵顿很高兴着手调查这条更确切的线索。二十四小时后，他给了我一份关于那个女人的厚厚资料。大部分信息都来源于公共数据源。

“尼娜·德雷顿夫人是一位有钱的寡妇，在纽约时尚界颇有名气，拥有一家服装连锁店，1940年8月，她同美国航空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帕克·阿伦·德雷顿结婚。结婚十个月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孤身一人，巧施手腕，投资屡屡得手，跻身数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之前那些公司从未有过女董事。德雷顿夫人如今只经营服装店生意，但她依然是几家知名慈善组织的董事，同许多政客、艺术家、作家相熟，同纽约的一位著名作曲家兼指挥家传出过绯闻，在公园大道有一套位于十六楼的大房子，还有好几处避暑和度假别墅。

“找机会与她见上一面并不难。我查找我的病人名单，很快发现了一个有钱的躁狂抑郁症患者，他与德雷顿夫人住在同一座大楼，而且有相同的社交圈子。

“在我的这位前患者的安排下，八月的第二个周末，我在一个露天招待会上同尼娜·德雷顿见上了面。客人很少。许多富人都逃离这座城市，去海边或山中避暑了。但德雷顿夫人参加了招待会。

“在同她握手、注视她澄净的蓝色眸子之前，我就已经百分百地确定她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具有同上校一样的能力。她光彩照人，是整个院子的焦点，就连日本灯笼似乎也因为她而变得更亮了。我感到喉头发紧，仿佛有一只冰冷的手掐住了我的脖子。她或许觉察到了我的反应，或许她喜欢引诱精神病医生，尼娜·德雷顿那晚对我总是言辞闪烁，带着几分蔑视，也带着几分挑逗。

“我邀请她参加周末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座。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来了。她身后跟着一个凶神恶煞般的矮个子女人，名叫巴雷特·克拉默。

“我讲的是第三帝国蓄意的暴力政策及其与当今第三世界政权之间的关系。我的论述建立在一个与当今观念背道而驰的假设之上——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之所以在二战中沦为野蛮的刽子手，至少部分原因应归结为一小股人构成的秘密组织，这些人都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我讲话期间，德雷顿夫人坐在第五排对我微笑，那笑容让我想到了正要吞掉老鼠的猫。

“讲座结束后，德雷顿夫人表示希望同我私下谈谈。她问我是否还在给病人看病，并要求接受我的专业诊断。我有些犹豫，但我和她都知道我会答应她。

“我见过她两次，两次都在九月份。她同意我对她展开治疗。尼娜·德雷顿相信她的失眠同数十年前的父亲之死有直接联系。她说她常做噩梦，梦中她将父亲推到波士顿的有轨电车前，导致父亲被撞死，但当时她在数英里之外。‘我们总是杀害我们爱的人，这是真的吗，拉斯基博士？’我告诉她，我认为事实可能恰恰相反。我们总是去杀——至少想去杀那些我们表面上爱但实际上恨的人。尼娜·德雷顿只是对我微微一笑。

“我建议第三次治疗时采用催眠术，令她重新体验得知父亲死讯时的反应。她同意了，但不出我所料，十月初她秘书打来电话，取消了后面的所有治疗。但我已经雇用了一名私人侦探，专门监视德雷顿夫人。

“说到私人侦探，我得先澄清他的形象。一般人的印象中，私人侦探都是愤世嫉俗的前警察，但我雇用的是一个二十四岁的普林斯顿大学辍学生，他在空闲时间写诗。弗朗西斯·泽维尔·哈灵顿已经在私人侦探这一行干了两年，但他为了能进入德雷顿夫人用午餐的餐馆，必须购买一套新西装。我下达二十四小时监视的指令后，哈灵顿又聘请了两个兄弟会的朋友照看侦探事务所。但哈灵顿并不愚蠢，他的工作迅速而富有成果。他每周一和周五上午都会将报告送到我桌上。他的一些侦探手法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合法，比如搞到尼娜·德雷顿的电话账单复印件。这个女人同很多很多人通过电话。哈灵顿将有通话记录的人的姓名和地址都罗列了出来。其中一些是名人，还有一些引人联想。但没有一条线索指向上校。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几乎用光了积蓄，获得的却只有尼娜·德雷顿的日常生活、午餐偏好、生意往来、电话号码的记录。年轻的哈灵顿知道我的资源有限，于是好心地建议截获德雷顿夫人的邮件并窃听她的电话。我反对这么干，至少必须再等几个星期。我不想过早地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