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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啊，上帝！’我用波兰语大叫着跳了起来。上校也在人群之中！

“我无法向邀请我做客的朋友解释我为什么会激动。我当晚就离开了，坐火车去纽约。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播放纪录片的电视台的曼哈顿办公室。我托大学和出版社的朋友帮忙，获准观看电视台的电影胶卷、录像带和所谓的‘剪余片’。我看纪录片时，那张脸只在人群中闪现了几秒。曾和我共事的一个研究生热心地从动态视频中截取了静态画面，并将其尽可能放大给我看。

“与屏幕上匆匆闪现的人影相比，这张脸的辨识度反而更低——得克萨斯牛仔帽帽檐间的模糊白影，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黑黑的眼窝就像是颅脑上开着的两个洞。这张照片在法庭上绝不可能被认可为证据，但我知道那就是上校。

“我飞到了达拉斯。当局对媒体的批评和世界舆论仍然十分敏感。几乎没有人愿意开口谈论此事，更没有人愿意同我在地下车库里交流。我出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来自录像截图，一张来自柏林的老报纸配图，但所有人都不认识上校。我同记者谈过，同当事人谈过。我甚至试图同刺客的刺客杰克·卢比对话，但未能获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遇刺一年后，上校的踪迹仍旧毫无头绪。

“我回到纽约，联系了以色列大使馆的朋友。他们说以色列情报人员绝不会在美国的土地上活动，但他们答应帮我打听。我雇了一名达拉斯的私人侦探，他的酬金高达七千美元，但他的调查结果可以归纳为四个字：一无所获。大使馆没有收费，因为他们同样没有查到线索，但我想我在大使馆的朋友肯定觉得我疯了，因为我居然在总统被刺杀的现场寻找战犯。以他们的经验，大多数前纳粹分子都会隐姓埋名，远离公众视线。

“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弄错了。显然，那张让我常年噩梦不断的面庞，已经在我的大脑里根深蒂固，无法抹除。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我为何会对他念念不忘。他的脸已经在索比堡的毒气室里烙进我的大脑。找到上校成了我坚持活下去的原因。如果上校死了，我也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

“作为精神病医生，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我知道。但我不愿‘治疗’我自己。上校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与老人用真人当棋子下国际象棋也是真实存在的。上校不会死在柏林外临时搭建的防御工事里。他是魔鬼。魔鬼是不会自己死的，只能被杀死。

“1965年夏天，我终于获准同杰克·卢比谈话，但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用信息。牢狱生活已经令他形容消瘦，精神萎靡，皮肤都是褶子，就像挂在骨头上的破布。他眼神游离，声音嘶哑。我试着诱导他回忆刺杀奥斯瓦尔德的细节，但他只是耸耸肩，将之前在无数次审问中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他说直到枪声响起他才意识到他杀了奥斯瓦尔德。他获准进入现场只是个意外。他看到奥斯瓦尔德时，一股强烈的冲动攫住了他——就是这个家伙杀死了他敬爱的总统。

“我向他出示了上校的照片。他无力地摇了摇头。他只认出了几个达拉斯的探员和一些记者，但他从未见过这个男人。我问他：‘在朝奥斯瓦尔德开枪之前，有没有感觉到异常？’他抬起疲惫的脸，像极了一条短脚猎狗。我在他眼中看到了一闪而过的困惑，但他旋即又用呆板的声调回答：‘没有。没什么异常。我只是一想到奥斯瓦尔德就生气。他杀死了肯尼迪总统，让肯尼迪夫人失去丈夫，孩子们失去父亲，而他自己还活着。’

“一年之后，1966年12月，卢比被送入帕克兰德医院治疗癌症。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并不惊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病入膏肓。1967年1月他病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为之哀痛。杰克·卢比代表的是一个所有美国人都宁愿忘掉的年代。

“六十年代后期，我在研究和教学方面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可以通过专心工作来祛除上校的魅影。但在我内心最深处，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在充斥着暴力的年代研究暴力。为什么有人能轻而易举地支配别人？在我的研究中，受试群体由互不相识的男女随机组成，他们被要求完成某项任务。无论我进行多少次实验，在群体形成后三十分钟内都会形成社会秩序。群体成员通常都不知道群体中形成了等级，但他们几乎都可以指出群体中‘最重要的人’或‘最活跃的人’是谁。我的研究生和我对受试者做了采访，认真阅读谈话记录，长时间观看录像带。我们模仿了受试者与权威人物——大学系主任、警察、老师、国税局官员、狱警、牧师——发生的冲突。等级与支配的问题总是比简单的社会地位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