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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是，我学得很好。我1950年进入大学，三年后进入医学院。我在特拉维夫学习了两年，在伦敦学习了十五个月，在罗马学习了一年，然后又在苏黎世度过了一个阴雨连绵的春天。一有机会我就会回以色列，在戴维和丽贝卡夏天待的农场附近的居民点工作，同老朋友聊天叙旧。我已经亏欠我堂姐和堂姐夫太多，但丽贝卡说，作为艾希科尔家族拉斯基一脉的唯一幸存者，我获得再多的照顾都不过分。

“我选择了精神病学。在我看来，我之前所有的医科学习，都是在为我最终研究人类的精神做准备。我很快就对人类的暴力和支配行为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我惊讶地发现，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有充足的数据可以解释狮群中的支配等级机制，有大量关于鸟类啄序【77】的研究，灵长类动物学家也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信息，描述我们近亲的社会组织中的支配与侵害行为，但关于人类暴力行为的机制及其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却鲜有人问津。很快我就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和猜想。

“在我从事研究的这许多年里，我对上校进行了多方面调查。我对他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我知道他是三号特别行动队的军官。我见到他同希姆莱在一起。我记得老家伙临死前称他‘威利’。我联系了不同占领区的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红十字会、苏联人民法西斯战争罪法庭、犹太委员会，还有数不清的政府机构，但一无所获。五年后，我找到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他们至少对我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但当时摩萨德还不像现在这样高效。何况，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人物要追查，比如艾希曼【78】、穆雷尔【79】和门格勒【80】。而只有我一个大屠杀幸存者向他们反映了上校的罪行，自然引不起他们的关注。1955年，我前往奥地利，同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会谈。

“维森塔尔的‘资料中心’位于维也纳贫民区的一座破烂建筑的底楼。那座建筑看起来就像被废弃的战时临时住宅。维森塔尔在那里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房间里全是塞满文件的柜子，而他的办公室里除了地板空无一物。维森塔尔是个神经质的人，眼神中透露着不安。那双眼睛我总感觉似曾相识，起初我认为那是因为他是个狂人，后来我才想起，我每天早上刮胡子的时候，在镜子里无数次见过相同的一双眼睛。

“我的故事，我只给维森塔尔讲了个大概，说上校在切姆诺驱使囚犯供士兵取乐。当我提到后来我在索比堡再次见到上校，而上校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随从时，维森塔尔竖起了耳朵。‘你确定？’他问。‘确定。’我说。

“尽管维森塔尔非常忙，但还是抽出了两天时间帮我追查上校。在他资料浩繁的文件库中，维森塔尔收藏有无数的文件、索引表和交叉索引表，包括两万两千多名党卫军士兵的姓名。我们搜索了特别行动队人事档案中的照片、军事院校的毕业照、新闻剪报，以及党卫军官方杂志《黑色军团》上的照片。搜索一天之后，我已经眼花缭乱了。那天晚上，我梦见一脸假笑的纳粹领袖向德国国防军军官授予勋章。但我们没有发现上校的线索。

“第二天傍晚时分，我终于在1942年11月23日的一张报纸照片上看出了蛛丝马迹。照片上是冯·布勒男爵，一位普鲁士贵族，一战英雄，战后在军中任将军。根据照片下的文字说明，冯·布勒将军在东线英勇反击苏联装甲师时牺牲了。我盯着泛黄的报纸上那张沟壑纵横的面庞看了许久。他就是老家伙。我将剪报放回文件夹，继续搜寻。

“我们到圣斯蒂芬大教堂旁的小餐馆吃完饭，维森塔尔忍不住感叹：‘要是知道上校姓什么就好了。如果知道他的姓，我肯定能把他揪出来。所有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军官的姓名都有记录。没有姓名就无从入手啊。’

“我耸肩道：‘我明天上午返回特拉维夫。’我们几乎查遍了维森塔尔所有关于特别行动队和东部战线的剪报，而我还有许多研究工作没有完成。

“‘不行！’维森塔尔厉声道，‘你是罗兹犹太人隔离区、切姆诺集中营和索比堡集中营的幸存者。你肯定能提供这些地方其他纳粹军官的信息。你至少应该下星期结束再走。我要采访你，并将采访记录下来。你提供的信息将异常宝贵。’

“‘不。’我说，‘我对其他军官不感兴趣。我只想找到上校。’

“维森塔尔盯着他的咖啡好一会儿，然后抬头看着我，眼神怪异。‘看来，你一心只想复仇。’

“‘是的。’我说，‘你何尝不是呢？’‘不，’维森塔尔悲伤地摇头道，‘也许我们都很执着。但我追求的是正义，而你追求的是复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