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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件事情上，复仇和正义是一回事。’我说。维森塔尔再次摇头，‘正义必须得到伸张。’他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无名坟墓中的亡魂，焚尸炉中的枯骨，被驱赶被屠戮的千千万万犹太人需要正义，而不是复仇。’

“‘为什么？’我大喊，自己都被吓了一跳。‘因为，死了的人已经死了，而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

“我鄙夷地摇着头。但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回忆这段对话。

“维森塔尔无比失望，但他答应帮我继续搜寻可能符合我对上校描述的纳粹军官。十五个月后，就在我毕业后几天，我收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信，里面是党卫队特别分队第四队B小队向特别行动队‘特别顾问’开具的支付凭证的影印件。维森塔尔圈出了威廉·冯·伯夏特上校的名字，他由莱茵哈德·海德里希任命，前往第三特别行动队执行特殊任务。影印件上还别着一份维森塔尔从他的档案中取出的剪报。在为德国国防军举行的柏林爱乐乐团音乐会上，七个面带微笑的青年军官正对着镜头摆姿势。剪报上的时间是：1941年6月23日。乐团演奏的是瓦格纳的作品。剪报上列有军官们的姓名。左数第五位就是脸色苍白的上校，他的帽檐压得很低，面前的战友挡住了他的大部分面容。根据照片下的文字介绍，他是威廉·冯·伯夏特中尉。

“两天后，我来到维也纳。维森塔尔命令他的通信员调查冯·伯夏特的背景，但结果令人失望。冯·伯夏特来自普鲁士和东巴伐利亚的古老贵族家庭。他的家族财产来源于土地、矿山和艺术品进口。维森塔尔的通信员搜遍了远至1880年的资料，却找不到威廉·冯·伯夏特受洗的资料。但他们发现了一份阵亡通知。根据1945年7月19日《雷根报》上的报道，威廉·冯·伯夏特上校在保卫柏林、抵抗苏联入侵者时英勇牺牲。消息传到老伯爵和伯爵夫人耳中时，他们正在巴伐利亚森林的夏日别墅瓦尔德海姆中，那里距巴伐利亚-爱森斯坦旅馆不远。他的家人正在寻求盟军的同意，关闭夏季别墅，返回不来梅附近的家中，为上校举行葬礼。文章还说，威廉·冯·伯夏特因其英勇行为而获得了珍贵的铁十字勋章，并在其牺牲前被推荐担任党卫军副总指挥。

“维森塔尔命令继续寻找别的线索。但他们一无所获。1956年，冯·伯夏特家族只剩下他的一个住在不来梅的老婶婶和两个不争气的侄子，他们因为战后的蹩脚投资将家族财富基本败光。东巴伐利亚的巨大宅邸被荒废多年，那里的狩猎区被卖了交税。据维森塔尔在东欧国家的少数联络员报告，苏联人和东德人对威廉·冯·伯夏特之死一无所知。

“我飞到不来梅同上校的婶婶谈话，但那个女人年纪太大，回忆不起她的家族中有什么人叫威利。她以为是她哥哥派我来带她去瓦尔德海姆的夏季音乐节。上校的一个侄子拒绝见我。我在布鲁塞尔找到了上校的另一个侄子，此人是个纨绔子弟，正要去法国泡温泉。他告诉我，他同威廉叔叔只见过一面，那是1937年，当时他只有九岁，只记得叔叔穿着漂亮的丝绸制服，歪戴着硬草帽。他知道叔叔是战斗英雄，在抗击共产主义的过程中牺牲。我回到了特拉维夫。

“我在以色列行医多年后发现，精神病学学位只是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基本资格罢了。所有精神病医生都将穷其一生研究人性的复杂和弱点，但饶是如此，也未必能窥其万一。1960年，我堂姐丽贝卡因癌症去世。戴维强烈建议我去美国继续研究人类的支配机制。我说我在特拉维夫就有足够的研究材料，但戴维半开玩笑似的说，世界上各式各样的暴力在美国都能找到样本。1964年1月，我来到纽约。当时美国刚哀悼完遇刺身亡的总统，转身就忘记了悲伤，沉浸到一个名叫披头士的英国摇滚乐队带来的年轻人的疯狂之中。哥伦比亚大学给我提供了一年访问教授的资格。我可以在那里写完暴力病理学的书，然后成为美国公民。

“1964年11月，我决定留在美国。我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拜访朋友，晚餐后，他们满怀歉意地问我是否可以同他们一起观看一个小时的电视。我自己没有电视，我告诉他们我愿意。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一部纪念肯尼迪总统遇刺一周年的纪录片。我对这个片子很感兴趣。尽管以色列人一般只关心自己的事务，但美国总统之死还是让我们备感震惊。我见过总统在达拉斯的车队，被肯尼迪幼子向父亲棺木敬礼的画面所感动，还读过杰克·卢比杀死刺杀总统嫌疑人的报道，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奥斯瓦尔德遭遇枪击的真实画面，而现在纪录片中就在播放这段录像——穿着黑毛衣、得意扬扬地笑着的矮个子，戴着斯特森帽子、典型美国人模样的达拉斯便衣警察，冲出人群的粗壮男人，顶住奥斯瓦尔德肚子的手枪，沉闷的枪响——这让我回忆起苍白的裸尸落入大坑的声音——奥斯瓦尔德面部扭曲地捂着肚子，警察同卢比扭打起来。摄像机在混乱中被打翻在地，被踢到了人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