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城市大变革（第10/13页）

不仅巴黎变了，他也变了。他在“富尔顿号”甲板上散步时显示出来的活力更加旺盛了，他的日程安排就连是他年龄一半的人也会感到累的。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来拜访，并坦诚地谈了法国的政治形势。（他没有掩饰他的反政府立场……说这是一个“杂种政府”。）另一天，他和托克维尔以及其他的几个法国政治家共进早餐，其中有弗朗索瓦·基佐，他告诉萨姆纳，他也反对奴隶制。当有人问法国人最不喜欢听到的外国口音是哪个国家，基佐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德国，并回忆了路易·菲利普，从一个人所说的语言上判断他的能力。几天之内，萨姆纳安排了一位不会说英语的法语私人教师，每天上午到他的旅馆中读法语、说法语。

他会见了诗人政治家阿尔封斯·德·拉马丁，并与他进行了长谈。拉马丁告诉他没有人能够预测法国的未来：“这是一个多变的民族，没有什么确定的东西，只有变化。”

在晚餐会上，他见到了美国牙医托马斯·埃文斯。“他说起皇帝来，词语中带着热切的敬仰，”萨姆纳记录道，“把他描绘成一个勤劳快乐的人，每天早晨洗冷水浴，亲吻夫人。”

萨姆纳从未结婚，他对女人的兴趣很大，一张漂亮的女人脸蛋可以让他深深地感动，但他和女人在一起总感到不自在。他的工作和朋友就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有许多亲密的朋友，对他很忠实，像朗费罗、阿博顿和塞缪尔·格里德里·豪——一位积极的废奴主义领袖和盲人教育的先驱。

4月23日，萨姆纳从巴黎给豪写了一封信。他说，他的时间的确“安排得很满”，不过他确实感到疲劳，走路之后，一旦停下来，他的腿就感到酸困。他当时感冒了——“他们说是流感。”不管是不是流感，他现在在巴黎了，他报道说，巴黎“非常让人愉快，非常美丽，到处是有趣的人”。

他开始感到一种要回华盛顿的欲望；“我为堪萨斯感到战栗……一想到那里有些可恶的人把那个地区人民的福祉视同儿戏我就感到恶心！一想到这些我就热血沸腾，我渴望在我的位置上再度谴责他们。”

小亨利·詹姆斯通过他的父亲见到了萨姆纳，他惊讶地发现这位斗士的精神很好，他的伤恢复的情况“有些令人失望”。

观光，还有和“有意思的人”社交的节奏没有放慢。一天晚上，萨姆纳和俄罗斯的小说家伊万·屠格涅夫交谈，屠格涅夫预言说俄罗斯的农奴制十年之内就会废除。在另外的聚会中他有机会见到了哈莉特·比彻·斯托，她又回到了巴黎，在努力学习法语。

他参观了王家图书馆，在战神广场他观看了阅兵式，这让他震惊，有6万军队列队走过，他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过能看见这么多军队。他又对医学院旧地重游，甚至“冲进了散发着尸体恶臭的解剖室”。

阿博顿陪同他购物，准备带回家一些礼物，包括给阿博顿妹妹范妮的一套甜点餐具，她现在已经成了亨利·朗费罗夫人。他们只要有可能，就几个小时、几小时地谈话。

他们两个都是地道的波士顿人，年龄相仿，萨姆纳年长一岁。自从在哈佛相识之后，他们相交了20多年。和萨姆纳不同，阿博顿选择了一种为自己的喜好活着的生活。（阿博顿早期在巴黎给他父亲写信说：“我经常出去吃饭，随意地吃喝，之后香甜地睡觉，用彩笔绘画，很风雅地畅谈……”）不过，还是很难找到两个美国人有他们这么多共同爱好的——歌剧、话剧、艺术、书籍、旅游和思想的喜爱以及这些方面的知识。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话题上深谈下去，兴致勃勃。

也许，他们的友谊有点儿同性恋的味道，但没有证据。阿博顿的性取向可能有些模糊，但除此之外不得而知。另外，萨姆纳的政敌利用能抓住的一切机会诋毁他，对任何丑闻都不会放过，但没有这方面的流言。

有时他们在巴黎一起吃饭时还有另外的客人。一天晚上，是一位美国的海军军官威廉·林奇，他最近写了一本畅销书，是有关在约旦河和死海探险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是他们两个人，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记录下那些情况。很容易想象他们一起在诸如三兄弟之类的饭店，点了饭店的特色菜蒜拌腌鳕鱼、一瓶或更多的波尔多酒堡的干红或干白葡萄酒，在谈论莫扎特、威尔第或他们最近看的、让他们喜爱的多尼采蒂的《玛丽·斯图亚特》，或者谈论济慈、大仲马或鲁昂或巴黎本身，一个傍晚很快就过去了。萨姆纳的谈吐中没有许多的幽默，而阿博顿则是妙语连珠。

谈论最喜欢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华盛顿的政界是很难得到的，对于萨姆纳来说，这是能得到的最好的药物。他的老朋友阿博顿曾说过：“当美国的好人要死的时候，他们去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