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城市大变革（第11/13页）

5月24日，萨姆纳在巴黎住了两个月之后，出发去外省旅行。接下去的两个月，他有点儿头脑发热，又到了伦敦、德国、荷兰、布鲁塞尔和苏格兰观光。他又有点儿感觉不太好了，他咨询了一位伦敦的骨相学专家。专家告诉萨姆纳他的大脑“虽然看起来运转很好”，但受不了美国政治生活的压力。

到1857年12月初，他返回了华盛顿，及时赶上了议会的新一届会议。结果，他发现自己坐在那里听就很累。他既不能工作，也受不了首都的“卑劣和庸俗”。12月底他又离开了，几乎一下子就好多了。之后，他又试过几次要回到华盛顿，但结果都不行。

他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参加参议院会议，不过马萨诸塞人没有抛弃他。没有什么认真的声音要求他辞职的，没什么人谈起取代他，他知道，在这方面他非常幸运。

又有几个医生劝他返回欧洲，他又一次踏上了驶往勒阿弗尔的航程，于1858年5月22日出发，这是他在参议院遭袭的两周年。

萨姆纳落下的病痛到1858年时不用担心再复发了，一些在巴黎的美国朋友推荐他去见一位名叫查尔斯·爱德华·布朗·塞加德的法籍美国医生。这位医生以“在理论和实践上大胆，敢于在动物和人身上做试验”而闻名。

布朗·塞加德来到了萨姆纳的旅馆，经过了3个小时的检查，最后肯定地断定：布鲁克议员打的伤，由于当时萨姆纳的坐姿，严重地伤害了脊髓中的一些关键点。这位医生建议的治疗方法是“火疗”，用蘸了燃烧物的药棉在萨姆纳背上的关键点的皮肤上烧。布朗·塞加德提醒说，这样的治疗可能会很痛苦。萨姆纳要求立即开始，并选择了不用麻药，以免减弱治疗效果。

在旅馆的房间里进行治疗的过程中，萨姆纳咬牙忍受着痛苦，紧紧地抓着椅子背，最后把椅子背都掰断了。

在接下来的五周中，他又经受了五次这样的“治疗”，都没有使用麻药。他在给朗费罗的一封信中说：“医生很清楚，没有这样痛苦的治疗，我将永远是一个残废，总会突然或者严重地复发。当然，生命有时要经受磨难。”

显然他对治疗过程以及布朗·塞加德没有丝毫的怀疑。不过，国内的一些朋友和医生认为他成了“毫无理论根据”的庸医试验的牺牲品，除受罪之外，还得花钱。

布朗·塞加德似乎毫不怀疑他的方法的准确性，况且这个治疗是在巴黎，世界先进医疗之都，由一个成名的医生进行的。这给了治疗以让人信任的成分，特别是对于一个特别渴望能治好病的病人来说。

从留存下来的记录看，布鲁克的袭击既没有打裂颅骨，也没有形成脑震荡，这些，再加上后来的证据充分地表明，袭击给他造成了后来人们所说的心理创伤。他的痛苦是完全真实的，但引起症状的原因更多的是心理创伤，而不是神经方面的原因。

萨姆纳几乎忍受不了再回到参议院，回到他遭袭的现场。他离华盛顿越远，情况就越好，这也是证明。当时有几个医生持这种观点。只要变换一下地点，不管是哪里，都会对他有好处的。即便没有布朗·塞加德的“残忍疗法”，1858年的巴黎本身也会像前一年那样对他有治疗作用的。

进行了最后一次治疗的六周之后，8月份，萨姆纳收到了参加一个盛大宴会的请柬。这是巴黎的一些美国人为了庆贺塞缪尔·摩尔斯的成功而举办的。他写了一封短信给摩尔斯说他仍然很虚弱，还在经受病痛的折磨，不能参加。

摩尔斯在67岁时终于成功地得到了他所希望的认可，他的电报成了美国生活的一部分。几年前，他在给第一个承认他的发明的法国学者多米尼克·阿喇戈的一封信里自豪地写道：“现在我的电报系统在这片大陆上已经部署了15000英里的线路。”电报到达欧洲要多少英里，他不知道。

在经济上，他有了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他的财富已经可以让他建立自己第一个真正的家了。他在哈德孙河东岸的鲍甫吉普希下面盖起了一所意大利式的豪华住所，叫做洋槐林。他和萨拉·格里斯沃德结了婚，又有了四个孩子。他还面临着别人和他争抢发明权的一些诉讼，不过现在看来这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最大的电报工程就要完工了，大西洋电缆把美国和英国连接了起来。随时都会传来成功的消息，这使得宴会上的气氛更加让人激动。

摩尔斯到了巴黎，几乎带来了他整个一大家子人——他的妻子、三个小儿子、他的岳母等，共有15个人，住进了卢浮宫旅馆。

8月17日，非常完美，就在宴会举行的那天傍晚，传来了大西洋电缆铺设完成的消息，维多利亚女王和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加南通过越洋电报互致问候。据后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对巴黎宴会的报道说，这激起了“极大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