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8/11页）

学生们并不对这个时期很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起德国人的集体犯罪，他们就会马上跳到对立面。事实上许多学生称他们已经从媒体和老师那里听够了太多的“mea culpa”（承认错误）。

H.L. 评论道：

正是在年轻人对于“mea culpa”的抵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对于那些比他们更年长的德国人，第三帝国的问题仍然是怎样一个尚未解决的、令人不安的、典型的德国问题。而只有这种感情主义停止之后，才有可能客观、理性地理解这一问题。

在另一封信中，谈到她自己的经历，H.L.（非常振振有词地）写道：

这些教授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恰恰相反，他们通过那个时期的报纸，论证了纳粹的宣传手段。他们告诉我们，在他们年轻时，他们如何满怀热情而不加思考地参与新运动：青年集会、体育组织等等。我们学生激烈地攻击他们，我今天回想起来是错误的：一个人又怎么能指责他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预见未来，不能比成年人表现得更好一些呢？而我们，如果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能更好地揭露希特勒为了战争去蛊惑青年的恶魔般的手段吗？

我们应该注意，她所申辩的理由与汉堡的T.H.博士如出一辙。而无论如何，没有当时的见证者能够否认希特勒具有真正魔鬼般的蛊惑能力；正是这份天才让他在政治舞台上一帆风顺。我可以接收年轻人的辩解，可以理解，他们试图为他们的父辈整整一代人脱罪的心理；然而，对于更年长的人来说，他们的妥协和虚伪的赎罪，并试图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人身上，这一点是无法接受的。

H.L. 后来又给我寄来很多信，激起了我内心矛盾的情感。她向我描绘她的父亲，一个羞涩、敏感而孜孜不倦的音乐家，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就去世了。她是在我的文字寻找父爱的感觉吗？她在文字的严肃和孩子的天真中摇摆。她寄给我一个万花筒，并写道：

关于您，我已经为自己勾画出清晰的形象：您，逃脱了可怕的命运（原谅我的冒昧），游历我们的国家，仍然疏远于人群，就像在一场噩梦中。我想我应该为您缝一件衣服，就像传奇中的英雄们所穿的衣服，一件能够为您阻挡全世界危险的衣服。

我自己并不能认可这种形象，但我没有在信中这样告诉她。我回答说这样一件衣服不能像礼物一样赠送给别人，人们只能为自己缝制它们。H.L. 寄给我两本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不幸的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们读完。我回寄给她恰好在那个时候出版的德国版《再度觉醒》。1964年12月，她搬到柏林之后，寄给我一对金袖扣，是由她的一位当金匠的女朋友打造的。我不忍心把它们寄回去，我感谢她并要求她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诚挚地希望我没有冒犯这个亲近而温柔的人，我希望她能理解我心有防备的原因。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

威斯巴登（Wiesbaden）的海蒂·S夫人，我的同龄人，我把我们之间的信件来往放在最后介绍，因为它代表了一段在数量和质量都与众不同的特例。从其本身来说，我与海蒂·S夫人的通信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德国人的来信”的总和。我们的通信长达16年，从1966年10月到1982年11月。其中除了大约 50封她的来信（常常4到5页）和我的回信，还有层层叠叠的许多信——她写给她的孩子、朋友、其他作家、出版商、当地企业、新闻杂志，只要她觉得足够重要，就要发一份复本给我，最后还有剪报和书评。她的一些信是“传阅性质”的：一半是影印的，给几个通信者的相同内容，而另一半空白的地方则手写着更个人化的讯息和问题。海蒂·S夫人用德语给我写信，而她并不懂意大利语。一开始，我用法语给她回信，然后意识到她难以阅读法语，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用英语给他写信。后来，在她幽默的准许之下，我开始使用我那不可靠的德语给她写信，双份；在细心地检查和修改之后，她会回寄一份给我。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我匆忙的出差过程中，在她的房子里见过一面；另一次是在她的假期中，同样匆忙，我们在都灵（Turin）见了面。这些见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通信。

她的第一封信同样是从“理解”的问题入手，但她的文笔风格有力而辛辣，使她的信件与众不同。我们共同的朋友，历史学家赫尔曼·朗本（Hermann Langbein）把我的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她。但这时第一次印刷的书已经售罄。作为地区政府的文化顾问，她正试图要求马上将这本书付诸再印，并写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