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8/11页)

学生们并不对这个时期很感兴趣,但如果有人对他们说起德国人的集体犯罪,他们就会马上跳到对立面。事实上许多学生称他们已经从媒体和老师那里听够了太多的“mea culpa”(承认错误)。

H.L. 评论道:

正是在年轻人对于“mea culpa”的抵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他们来说,正像对于那些比他们更年长的德国人,第三帝国的问题仍然是怎样一个尚未解决的、令人不安的、典型的德国问题。而只有这种感情主义停止之后,才有可能客观、理性地理解这一问题。

在另一封信中,谈到她自己的经历,H.L.(非常振振有词地)写道:

这些教授并没有回避这些问题,恰恰相反,他们通过那个时期的报纸,论证了纳粹的宣传手段。他们告诉我们,在他们年轻时,他们如何满怀热情而不加思考地参与新运动:青年集会、体育组织等等。我们学生激烈地攻击他们,我今天回想起来是错误的:一个人又怎么能指责他们不能了解当时的形势,不能预见未来,不能比成年人表现得更好一些呢?而我们,如果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们能更好地揭露希特勒为了战争去蛊惑青年的恶魔般的手段吗?

我们应该注意,她所申辩的理由与汉堡的T.H.博士如出一辙。而无论如何,没有当时的见证者能够否认希特勒具有真正魔鬼般的蛊惑能力;正是这份天才让他在政治舞台上一帆风顺。我可以接收年轻人的辩解,可以理解,他们试图为他们的父辈整整一代人脱罪的心理;然而,对于更年长的人来说,他们的妥协和虚伪的赎罪,并试图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人身上,这一点是无法接受的。

H.L. 后来又给我寄来很多信,激起了我内心矛盾的情感。她向我描绘她的父亲,一个羞涩、敏感而孜孜不倦的音乐家,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时就去世了。她是在我的文字寻找父爱的感觉吗?她在文字的严肃和孩子的天真中摇摆。她寄给我一个万花筒,并写道:

关于您,我已经为自己勾画出清晰的形象:您,逃脱了可怕的命运(原谅我的冒昧),游历我们的国家,仍然疏远于人群,就像在一场噩梦中。我想我应该为您缝一件衣服,就像传奇中的英雄们所穿的衣服,一件能够为您阻挡全世界危险的衣服。

我自己并不能认可这种形象,但我没有在信中这样告诉她。我回答说这样一件衣服不能像礼物一样赠送给别人,人们只能为自己缝制它们。H.L. 寄给我两本亨利希·曼的《亨利四世》,不幸的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把它们读完。我回寄给她恰好在那个时候出版的德国版《再度觉醒》。1964年12月,她搬到柏林之后,寄给我一对金袖扣,是由她的一位当金匠的女朋友打造的。我不忍心把它们寄回去,我感谢她并要求她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诚挚地希望我没有冒犯这个亲近而温柔的人,我希望她能理解我心有防备的原因。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消息。

威斯巴登(Wiesbaden)的海蒂·S夫人,我的同龄人,我把我们之间的信件来往放在最后介绍,因为它代表了一段在数量和质量都与众不同的特例。从其本身来说,我与海蒂·S夫人的通信数量超过了其他所有“德国人的来信”的总和。我们的通信长达16年,从1966年10月到1982年11月。其中除了大约 50封她的来信(常常4到5页)和我的回信,还有层层叠叠的许多信——她写给她的孩子、朋友、其他作家、出版商、当地企业、新闻杂志,只要她觉得足够重要,就要发一份复本给我,最后还有剪报和书评。她的一些信是“传阅性质”的:一半是影印的,给几个通信者的相同内容,而另一半空白的地方则手写着更个人化的讯息和问题。海蒂·S夫人用德语给我写信,而她并不懂意大利语。一开始,我用法语给她回信,然后意识到她难以阅读法语,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用英语给他写信。后来,在她幽默的准许之下,我开始使用我那不可靠的德语给她写信,双份;在细心地检查和修改之后,她会回寄一份给我。我们只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我匆忙的出差过程中,在她的房子里见过一面;另一次是在她的假期中,同样匆忙,我们在都灵(Turin)见了面。这些见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之间的通信。

她的第一封信同样是从“理解”的问题入手,但她的文笔风格有力而辛辣,使她的信件与众不同。我们共同的朋友,历史学家赫尔曼·朗本(Hermann Langbein)把我的书作为礼物送给了她。但这时第一次印刷的书已经售罄。作为地区政府的文化顾问,她正试图要求马上将这本书付诸再印,并写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