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6/11页）

来自法兰克福（Frankfurt）的M.S. 并没有谈到关于他自己的任何事情，并小心翼翼地寻求区别和辩解的理由，这也是一种征兆。

您写道您想理解德国人……作为一名德国人，我敏感于这种恐怖和羞耻，并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会时刻意识到这种恐怖本身正是出自于我的同胞之手，我感到您的言辞的直接号召，希望给您写一封回信。

我也并不理解在他人肩头擦手的“卡波”，或者像他，像潘维茨，像艾希曼这样的人，以及其他所有执行这些不人道命令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不能藏在其他人身后以躲避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在当时德国罪恶体制下有着如此众多的实际执行者，所有这些的发生都正因为大多数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纳粹的罪恶，而鉴于他们是德国人，并不会因此遭受折磨。

但是，他们便是您所指的“那些德国人”吗？而谁又能说“德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或者“犹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单一的整体呢？您提到了在您所不能理解的德国人中也存在着某些例外……我为您的这些言辞而感谢您，但我恳求您不要忘了无数德国人……在与邪恶的斗争中遭受痛苦或献出他们的生命。

我全身心地希望我的众多同胞能阅读您的大作，从而让我们德国人不会陷于懒惰和冷漠，而是恰恰相反，让我们更真切地意识到当一个人成为他的同胞的迫害者时会堕落到何等地步。如果他们都能读读您的书，那么您的书就为预防这一切再次发生做出了贡献。

我带着困惑给M.S. 回信，就此而言，我在回复所有这些彬彬有礼的来信者（他们正是迫害过我和其他许多人的德国人民中的一员）时体验到了同样的困惑。而重要的是，尤其是，同样的尴尬。就像被神经学家研究的一只狗，根据一种条件反射去画圆，再根据另一种反射去画方，而当这个方形变得失去楞角，并开始像一个圆的时候，这只狗的神经就被阻滞，表现出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在给他的回信中，我写道：

我同意你的观点：将“德国人”，或其他民族，视为一种单一而不可分化的整体，将其中所有的个体都等量齐观，是错误而危险的。然而，我不认为我会否认各国人民都有着一种精神（否则就不能称其为人民），“Deutschtum”（德语：德意志精神）、“italianità”（意大利语：意大利精神）、“hispanidad”（西班牙语：西班牙精神）：它们是传统、习俗、历史、语言和文化的总和。任何人如果在自己的内心中感觉不到这种精神，这种不折不扣的国家精神，不仅不完全属于他自己的民族，也不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所以，尽管我认为“所有意大利人都很热情；你是意大利人；所以你很热情”这样的三段论毫无意义，但却相信在一定的限度内，期待全体意大利人（或者德国人，等等）表现出某种具体而集体性的行为，具有其合理性。当然，存在个体的特例是必然的，但我认为一种审慎而盖然论的预测是可能的……

……坦白地说：在45年的时间跨度下，还有多少德国人意识到欧洲在德国的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从众多审判那令人不安的结果来判断，我感到这样的德国人已经很少了：在同情和悲伤的声音之外，我听到了其他的、不和谐的、刺耳的声音，过于为当今德国的权力和财富感到骄傲。

来自斯图加特（Stuttgart）的I.J. 是一名社工。她写道：

在您的著作中并没有表现出对我们德国人无可挽救的仇恨，这真是一个奇迹，并足以让我们感到羞耻。而我想为此向你表达谢意。不幸的是，在我们中仍然有许多人拒绝相信德国人真的对犹太人实施了如此灭绝人性的罪恶。自然地，这种否认来自于各种不同的动机，也许仅仅是因为小市民的智力拒绝接受我们“西方的天主教徒”可能存在这种广泛的邪恶。

您的书能在德国出版是一件好事，能够启发许多年轻人。一些更年长的人可能也会阅读这本书，然而要想这么做，在我们这个“沉睡的”德国，必须具备一定文明的勇气。

我回答她：

我并不仇恨德国人。这一点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而它不应该这样。事实上，我的确了解仇恨，但仅仅“ad personam”（针对个人）。如果我是一名法官，尽管压抑我所感到的仇恨，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向今天仍平平安安地生活在德国土地上（或者在其他国家可疑的款待中）的许多人施加更严厉的刑罚，甚至死刑。但是，哪怕只有一个无辜的人因他未犯的罪过而身受惩罚，我也会感到恐怖。

W.A. 是一名医生。他从符腾堡（Würtemberg）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