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7/11页）

对于我们德国人，背负着我们过去和（天知道！）未来的沉重负担，您的书不仅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它是一个帮助、一种指引，而为此我应向您表达谢意。我无法为我们开脱罪责，也不能相信那种罪责（这种罪责！）能够轻易抹去……尽管我如此竭力尝试让自己脱离过去那邪恶的精神，但我仍然是德国人民的一分子。我热爱德国人民。在几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在同等的尺度下，他们既催生了尊贵的和平事业，又投身于充满恶魔般危险的罪恶之中。当我们历史上不同的时代在此时此刻汇聚在我面前时，我意识到自己正面对着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和罪恶。因此，我站在您的面前，感到自己就像那些对您的命运和您的人民的命运施加暴力的罪犯的一个同谋。

W.G. 于1935年出生于布雷默（Brema）。他是一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也是社会民主党的一名激进分子：

战争结束时，我还是个孩子。德国人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并不能由我来承担。然而，我为他们而羞耻；我憎恨那些让您和您的同胞遭受痛苦的罪犯。而且我也憎恶他们的同谋者。他们其中还有很多人仍然活着。您写道您不能理解德国人。如果您是指那些纳粹罪行的执行者和他们的帮凶，那么我也不能理解他们，但如果他们再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我希望我有力量与他们战斗。我说到“耻辱”，我是想表达这种感觉——当时由德国人之手所实施的罪行本来永远不应该发生，所有的德国人也不应该坐视这种罪行的实施。

而对于来自巴伐利亚的H.L.，一名学生，事情开始变得复杂。她在1962年第一次给我写信。她的信格外活泼，没有几乎所有其他人那种沉重的忧郁感，哪怕他们带有最真挚的善意。她以为我最希望收到的是一名重要的官方人士的“回声”，而不是一个小姑娘，但“她感到作为德国人的后代和同谋者，亲身感到了这本书的感召”。她满意自己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满意学校所教授的德国近代史，但她不能肯定“会不会有一天，德国人典型的缺乏尺度再度恶性膨胀，以一种不同的伪装，指向其他的目标。”她谴责她的同龄人将政治视为“一种肮脏的东西”，而远离政治话题。她以一种“粗鲁而暴力的方式”，反对一名诽谤犹太人的教士，以及她的俄语老师，因为这位俄国女士宣称犹太人应该为十月革命负责，而希特勒的大屠杀是他们应受的惩罚。在这些时候，她体验到一种“属于最野蛮的德国民族所带来的难以置信的羞耻”。“即使排除所有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她也坚信“我们德国人无法为我们所犯的罪而逃脱惩罚。”她感到自己似乎有权力，事实上有义务，去宣称“我们，负罪一代的孩子们，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愿意尝试去减轻昨天的恐怖和痛苦，以避免它们在明天再次发生。”在我看来，她是一个聪明、没有偏见而“崭新”的对话者，因此我给她写信，请她更准确地描述当时德国的形势（阿登纳时代）。至于她对于一种集体性的“公正的惩罚”的恐惧，我试着让她相信，一个惩罚，如果是集体性的，就不可能是公平的，相反亦然。作为回信，她寄给我一张明信片，告诉我：我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调查；我需要耐心，她会尽快给我答案。20天后，我收到了她的信，厚达23页，总之，一篇论文，近乎疯狂地收集和编辑了通过电话和信件进行的大量采访。所以这个好姑娘，尽管怀着良好的愿望，但有着“Masslosigkeit”（德语：过度）的倾向，正像她自己所指责的“缺乏尺度”，但她以一种诙谐的诚恳向我道歉，“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很多事情我原本可以说得更简短，而不是它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并不追求多多益善，所以我仅引用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段话作为对她的这封信的总结。

我爱这个我生长于斯的国家，我崇敬我的母亲，但尽管我付出努力，却仍无法青睐德国人这个特定的民族：也许是因为近代史上如此残酷的自我表现，让他们至今仍背负着太多罪恶的标志；也许是因为我认识到自己本质上与其他德国人的类似之处，并为自己是一名德国人而憎恶自己。

对于我问的关于她的学校的问题，她回答（并附上文件）整个教育体制适时地实施了盟军所倡导的“反纳粹”纲领，但在具体实施中缺乏经验，困难重重，并遭受广泛的消极抵制。这原本就不会有另一种可能：整整一代人原本应该被唾弃。学校里在教授近代史，但人们很少谈论政治；纳粹主义，化作各种不同的声音，仍在各处飘荡，一些教授吹嘘纳粹主义，而另一些人将它藏在心底，很少有人宣称与它无关。一个年轻老师曾经对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