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9/11页）

你必然永远无法理解“那些德国人”，即使我们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所发生的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应该发生。结果，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像“德国”、“祖国”这样的字眼都失去了它们本来的含义，对我们来说，“祖国”这一概念已经被抹去……绝对不允许的是遗忘。因此对于新的一代德国人来说，像你这样以人性的角度去描写灭绝人性的罪恶的书是重要的……也许你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一个作家能够含蓄地表达多少关于自己的观点——而总的来说，是关于“人”的观点。正是这一点让你的每一章都充满了意义和价值。而最重要的是，你关于布纳实验室的故事让我感到惊愕：这才是当时你们囚犯看待我们自由人的方式！

接下来，她讲述了一个俄国囚犯的故事。这名囚犯在冬天为她的地下室送来了煤。和他讲话是不被允许的，她把食物和香烟偷偷塞进他的衣袋，而他为了感谢她，喊道：“希特勒万岁！”在另一方面，纳粹却并不禁止她与一位年轻的法国“志愿”工人说话（当时的德国有着多么复杂如迷宫般的等级制度以及区别对待的禁令！“德国人的来信”以及她的信中说到的情况远远要超出人们的想象）。她可以开车到集中营去接她，把她带回家里，甚至带她去参加几场音乐会。在集中营里，那个女孩得不到正常的盥洗条件，身上有虱子。海蒂不敢告诉她，她为她的尴尬而感到羞耻和尴尬。

对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回信中告诉她，我的书的确已经在德国激起了一些回声，但实际上这些回声都来自于最不需要阅读这本书的德国人：我收到的悔罪信来自于无辜之人，而不是罪人。这些罪人，可以理解，都保持着缄默。

在她接下来的信中，一点点地，通过她那间接的方式，海蒂（为了简化的需要，我这样称呼她，但我们从未达到直呼其名的程度）在我的脑海中勾画出一幅完整的形象。她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早在1919年就成为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他马上失去了工作，调查讯问和金钱上的困难接踵而至，而全家人被迫搬到更小的寓所中居住。1935年，海蒂因拒绝加入希特勒青年组织，被迫离开莱森学园。1938年，她嫁给了法本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因此她对“布纳实验室”感兴趣），很快有了两个孩子。在1944年7月20日，暗杀希特勒事件之后，她的父亲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而她的婚姻经历了一场危机。因为她的丈夫，无法容忍海蒂为了“做必须做的事”，即每周把一些食物送到关押父亲的集中营的大门口，而让她自己、他和孩子面临危险，“他以为我们的努力是极度愚蠢的。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委员会以讨论有没有可能帮助我的父亲，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应该怎么去做，而他只是说：‘你就放心吧：你们再也见不到他了。’”

恰恰相反，战争结束后，她的父亲回来了，但看起来就像一个鬼魂（他几年后就去世了）。海蒂与她的父亲非常亲密，她感到有责任在重建的社会民主党中继续她父亲的事业，她的丈夫并不同意。他们争吵，而他提出离婚。于是他们离了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来自东普鲁士的一名难民，因为两个孩子的缘故，和海蒂保持着谨慎的关系。有一次，谈到她的父亲和达豪集中营，她对她说：

如果我不能忍受读到或听到你的这种想法时，不要只看它坏的一面。当我们不得不逃走时，我们的经历是恐怖的。而最可怕的经历是我们被迫沿着奥斯维辛囚犯撤离的道路前进，道路两边堆满了尸体，就像两道栅栏。我希望能忘记这一切，但我无法做到，我在梦中仍然见到这情景。

有一次，海蒂的父亲刚刚回家不久，全家人听到托马斯·曼在收音机里讲述奥斯维辛、毒气室和焚尸炉。

我们都在听，感到深深的不安。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说话。爸爸来回踱步，沉思着，直到我问他：“但在您看来，纳粹会用毒气杀害这些人，烧掉他们的尸体，再利用他们的头发、皮肤和牙齿吗？”而他，即使经历过达豪集中营，仍然回答说：“不，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托马斯·曼并不足以证明这样的恐怖。”然而，这些都是真的，几周以后我们得到了证据，使我们相信了这些事实。

在她的另一封信里，她讲述了他们在“内部移民”时的生活。

我的母亲有一个非常要好的犹太朋友。她是一个寡妇，孤身一人。她的孩子都已经出国定居了，而她却不能下决心离开德国。我们也遭到了迫害，但我们是“政治犯”，情况对我们是不同的，尽管也有许多危险，但要比她们幸运得多。我永远无法忘记一天晚上，那个女人在黑暗中来看望我们，告诉我们：“求求你们，不要再去看我了，也原谅我不能再来看望你们。你们明白，我会给你们带来危险……”自然，我们仍然继续去拜访她，直到她被送进了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Theresienstadt）。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而我们也没有为她做过什么。我们又能去做什么呢？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想法仍然折磨着我们，我恳求你，试着去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