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Letters from Germans 德国人的来信（第10/11页）

她告诉我，在1967年，她出席了“安乐死审判”。被告人之一，一名医生，在法庭上宣称纳粹曾经命令他给精神病人注射毒药，而他因为自己的职业良知而拒绝执行这个命令。与此相反，尽管他并不愿意操作毒气室的阀门，但认为这项任务仍是可以忍受的。回家后，海蒂发现她的女佣，战后的一名遗孀，正在专心做着她的工作，而她的儿子正在做饭。他们三个人都坐在桌边，而她告诉儿子她在法庭上的所见所闻。突然……

那个女人放下叉子，急切地打断了她的话：“现在他们搞的这些审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可怜的士兵，如果军官命令他们这么干，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丈夫从波兰休假回来的时候，告诉我：‘我们的任务几乎就是枪杀犹太人，一直在杀犹太人。我开了那么多枪，弄痛了自己的膀子。’但如果他们命令他这么干，他又有什么法子呢？”……我打发了她，努力抑制恭喜她可怜的丈夫死在战争中的冲动……所以，你看，即使在当今的德国，我们仍然生活在这种人之中。

海蒂多年来一直为德国黑森州（Land Hessen）工作。她是一名勤恳而冲动的公务员，颇受争议的评论作者，各种大会和青年集会的“热情”组织者，也以同样的热情关心着其政党的得失。在1978年退休后，她的文化生活甚至更加丰富多彩，她给我的信中谈论到旅行、演讲以及语言研究的辩论。

但最重要的是，在她的一生中，她热衷甚至渴求与人的邂逅，尽管她与我长期保持着成果丰富的信件来往，但我只是她众多友人中的一个。“我的命运驱使我去寻找拥有特殊命运的人，”她曾经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但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职业在驱使着她。她寻觅这样的人，找到他们，再让他们相互认识，极端好奇于他们的邂逅和碰撞。正是她给了我简·埃默里的地址，也把我的地址给了他，但她有个条件：我们都要把我们来往的信件复印一份寄给她（我们的确这么做了）。在我寻找穆勒博士（Dr. Müller）时，她也极大地帮助了我。穆勒博士是奥斯维辛中的化学家，我在《元素周期表》（The Periodic Table）中“钒”的一章中提到的忏悔者，后来成为我的化学产品的供应商。他也是海蒂前夫的同事。她同样要求我把穆勒的来往信件寄给她，她的确有这个权利，而她寄给他的充满才气和智慧的信件中会提到我，在给我的信件中会提到他，并尽职地交叉邮寄所有的信件复本——“供您参考”。

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之间只有一次分歧。在1966年，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从施潘道（Spandau）盟军内部监狱获释。众所周知，他曾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而在1943年他被任命为军事工业部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为在纳粹工厂体制中因过度劳累和饥饿而死的“我们”负责。在纽伦堡审判中，他只是众多低头认罪的被告人之一，同时也为他所不了解的罪行而遭受惩罚；事实上，更准确地说，是为他不想去了解的罪行。他被判决20年徒刑。他把这些时间用于撰写他的狱中回忆录，并在1975年出版于德国。海蒂一开始犹豫，然后阅读了施佩尔的回忆录，由它们而引起了巨大的不安。她要求与施佩尔见面。两人的见面持续了两个小时，她留给他朗本教授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和我的《活在奥斯维辛》，告诉他有责任去阅读这些书籍。而他把他在施潘道监狱的日记送给她，让海蒂转寄给我。

我收到并阅读了这些日记，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头脑清晰、受过高等教育的灵魂留下的印记，以及一颗悔改的、似乎诚恳的心灵（但一个聪明人知道如何去伪装）。在这些日记中，施佩尔就像莎士比亚笔下那雄心勃勃的角色，因野心过大而让自己陷于盲目和罪行，但并不是一个原始的蛮汉、一个懦夫或一个自私的小人。我很高兴没有读过他的回忆录，因为审判一个人对我来说是痛苦的，尤其是像施佩尔这样，一个并不简单的人，一个已经付出代价的罪犯。我带着一丝恼怒，给海蒂写信，“什么迫使你去见施佩尔？好奇？责任感？还一种‘使命’？”

她回答：

我希望你能理解这本书作为礼物的正确含意，你的问题也很正确。我想仔细观察他的脸，看看一个人如何能让自己成为希特勒的娼妇，并变成他的鹰犬。他说奥斯维辛大屠杀对他是一种伤痛，而我相信他的话。他沉溺于自己怎么能“不想去看，也不想了解”这个问题，总之，遮蔽了一切发生的事情。我不认为他试图强词夺理，他希望去理解同样对他也不可能理解的事情。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而是忠诚地战斗着，用自己的过去来折磨自己。对我来说，他成为一把“钥匙”：他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变形的德国人的象征。他带着巨大的痛苦阅读了朗本的书，而他还答应我去读你的书。我会随时告知你他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