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17/21页）

不过，这个模范皇帝的二十五年统治，却是清朝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灰暗时期。乾隆后期，大清王朝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嘉庆年间，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更加发展、恶化，积重难返。这位勤奋的皇帝眼看着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在下坡路上无望地下滑，眼看着那些必将导致王朝灭亡的危机萌芽不断成长壮大，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措施。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里，清朝渐渐被腐败和低效掏空了身子，只等后来东南沿海的一声炮响便轰然倒下。

问题就出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

（六）

满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和精神气质曾通过语言这个渠道，不间断地在帝室中传承。一直到乾隆以前，龙椅上坐着的都是勇于开拓、喜欢挑战的人。皇太极以一隅之地，不自量力逐鹿天下；康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主动挑起与三藩的生死决斗；雍正皇帝放着太平皇帝不当，进行艰巨的政治改革，发誓要“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甚至在汉化进入最剧烈之时，乾隆皇帝身上的这种进取之气也毫不弱于他的祖先。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天下承平之际，他冒着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西北，以举国之力，经过五年苦战，消灭准噶尔部，为中国新增了一个新疆省。“中国的武功，从成吉思汗以来，还没有谁能如此一举荡平两万余里，深入中亚腹地，军威远被不毛。”

可是到了嘉庆皇帝时，这种进取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母语的转变使嘉庆之后诸帝与祖先们之间画出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满族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因为思维方式的变化，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断裂。汉文化封闭、完足、先验的世界观通过多年一板一眼的正规教育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以后那些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年轻皇子。

世界在以汉语为母语的皇帝眼里不再是一个未知，而是已知。不再是变化的，而是固定的。他们以“法先王”“遵古训”为最佳执政方针。他们认为，伟大的祖先们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给一切都留下了解释，为一切制定了定式。到他们这个时代，做皇帝是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按照祖先定下的规矩，一丝不苟地去执行罢了。

嘉庆十六年（1811年），皇帝作了一篇《守成论》，系统总结了他的为政思想。他开宗明义即说：

列祖列宗所制定的成规，后世子孙必须固守而不易。盖因创业之君，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已经尽善尽美。后世子孙应当谨守先人法则，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每件事都遵循祖宗成例，守之不变，则天朝基业必可传于万世而不坠也。

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读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历观汉唐宋明诸朝的历史，每见王朝中期，皇帝们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皇帝一旦存心要改革，即有贪功之小人上前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

因此，他强调：“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

嘉庆二十五年的统治，确乎也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守成”的原则。本来，嘉庆皇帝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前代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同。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到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巨大数目，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传统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已经失效，必须对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国家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乾隆以前传下来的规章制度大部分已经失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日益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因而迫切需要深入的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加强政策传达力，以修复国家的统治能力。

嘉庆皇帝那双用经史教育训练出来的眼睛却看不到形势的巨变。在他的视野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质的变化。一切大纲大法都将永远有效，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古老药方上通过加减药量来得到解决。因此，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都拒不改变祖先留下的成规。漕运之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漕运就是把中国南部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用以供北方消费。到了嘉庆时代，这一制度已经高度腐败，在长长的运河线上，地方官员们设立了无数检查站。漕米每一次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陋规，漕运费用越来越高，终于达到了朝廷所不能承受的地步。另外，由于连续不断的黄河水患，漕运的船只经常被截在运河不能北上，以致北方物价高涨，社会动荡。因此，越来越多的官员建议通过海运的方式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因为海运已被证明安全可行，并且由于没法设立检查站，可以大大减轻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