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15/21页)
谁能想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大总结式的极峰,居然是由一个原本文化极为落后的边鄙异族创造?
当然,作为以天下为私产的专制者,康雍乾三代帝王努力的终极指向,不是天下万民的幸福康乐,而是一己王朝的万世太平。因此,他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推进了严密、严酷的专制制度。由于他们的精力充沛和才华横溢,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义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在满民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的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因此,康乾盛世是不可持续的盛世。
在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禁锢人民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们却正在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笼子。这中西历史进退一升一降的关键点,恰是发生在中国政治机器最有效率的时期,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四 不可避免的沦陷
(一)
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死气沉沉的中原王朝输入活力。可惜,由于湖泊的巨大以及湖盆的封闭,活水的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涟漪消失后,一切很快又会恢复如初。
适度汉化很快会被证明是未充分汉化和过度汉化之间的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状态。只不过满族皇帝通过卓绝的意志接力延长了这个瞬间,然而满族人的精彩表现不过如孙悟空令人眼花缭乱的筋斗云一样,最终只是证明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只要保证足够长的时间,在这片封闭的东亚大陆,任何文化都逃不脱过度汉化的命运。
(二)
相比骑射,“国语”更难保持,因为它超出了意志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虽然满族在大分散中采取了小聚居的方式来保持民族特性,但这种方式毕竟不能隔绝满汉的接触。文化落差过于巨大,人口对比也过于悬殊,注定了处于原始阶段的满语在积累发育了数千年的汉语面前缺乏起码的抵抗能力。
最早忘掉满语的是北京的满族人。刚刚进关的时候,“舌人”是各个机关中最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离了这些职位卑微的人,满洲贵族们都成了睁眼瞎,然而,入关不过二十几年,这些原来的“稀缺人才”却纷纷失业了。原来,几乎所有的满族官员都已经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康熙十年(1671年),朝廷降下谕旨,取消了政府中的翻译编制:“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
和官员们相比,普通满族人掌握汉语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康熙后期,北京胡同里那些满洲人已经开始操“京片子”,“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在帝国各地耗费巨资建起的“满城”,也丝毫无助于防止汉语的入侵。虽然百般防范,然而满洲军人毕竟不能不与周围的汉人打交道。一旦接触,汉语的魅力就不可阻挡。从听评书、听地方戏开始,到请老师教孩子学“四书五经”,满语在“满城”里越来越式微。雍正十一年(1733年)广州将军柏之蕃向皇帝汇报驻守广州的满洲人的满语退化情况就颇具典型性:“驻防官兵于康熙二十二年分驻广州,其子弟多在广东生长,非但不曾会说(满语),亦且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语更不便捷。即有聪颖善学习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为之教习。即令现在学习兵丁,除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单词片语尚能应对,如问相连之语,即不能答对。”
最让皇帝们无法接受的,是被皇帝用柳条边围起的“龙兴之地”东北也渐渐被汉语所侵蚀。“满洲根本之地”原本“人人俱能清语”,然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东巡沈阳的乾隆皇帝在召见当地满族官员时,发现这些地地道道的满洲人居然“清语俱属平常”。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情况每况愈下,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在接见盛京笔帖式永泰和五达二人时,发现他们“清语生疏”竟然已经到了“不能奏对”的水平。
(三)
满语的失利不能归因于执政者。皇帝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大脑中“国语”这根弦始终从来就没有放松过。雍正六年(1728年),当偶然听见身边的护军用汉语相互开玩笑,“以汉语互相戏谑”时,皇帝表现得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众侍卫,予以严厉批评,教训他们“嗣后各宜勉力,屏弃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而且小题大做,把这件事写进谕旨郑重诏告所有满族人,以示防微杜渐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