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13/21页）

这条政治教条也许适合那些长于深宫、精神孱弱、常识荒疏的皇帝的需要，然而精力充沛、拥有超强的事业心和进取欲的满族皇帝对此却不以为然。康熙皇帝说：“书中之言，多不可凭！”满族皇帝们认为，中原王朝愈演愈烈的朋党政治就是因为皇帝不能自操权柄所致，“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因此康熙公然与“无为而治”的教条唱反调：“天下至大，一念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即贻数千百年之患……古人虽云无为而治，人主不过总其大纲，然一日二日万几，岂皆大纲乎？”

少数民族的强健体魄和充沛精力使他们有能力事必躬亲。对前朝那些缺乏进取心的皇帝来说，繁重的政务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压，而对这些满族皇帝来说，工作就是享受。他们就像功率强大的马达，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清中前期的帝王每一个都日理万机，雍正皇帝更是创造了在位十三年处理公文十九万余件的纪录。皇帝们的乾纲独断一方面强化了专制集权，另一方面也有效地防止了朋党政治，清代成为中国自唐代以来大王朝中朋党政治为害最轻的一朝。

汉人政治的另一个教条，是把道德品质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司马光在《才德论》中说，选人之时，如果遇不到圣人、君子，那么在小人与愚人之间，应该宁可选择无能力的愚人，也不选择有才华的小人，因为愚人清静无为，小人多欲好动。

这个今天看来有点可疑的用人观是和汉人崇尚稳定的世界观相吻合的。对于大部分中原王朝来说，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不兴革，忌扰民，是大部分汉人政治家的用人标准。基于这种思路，喜生事的“小人”当然就成为“不稳定因素”：他们的欲望将成为危险的火种，烧毁秩序的栅栏。

满族皇帝对这个汉人们遵循了数千年的原则却缺乏必要的尊重。雍正皇帝明确宣布，在才与德的选择中，他完全与司马光的原则相反。雍正的一句名言是：“宁用操守平常之能吏，不用因循误事之清官。”

雍正皇帝极为讨厌那些只会循规蹈矩、毫无进取心的“循吏”。他说：“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我却恐他们误事。要用有才情的人，当然要费心力才可。”他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鄂尔泰发挥他的思想说：“朝廷设立官职，原是为了做事的，不是为养闲人。如果能做事业，虽然是小人，也应该爱惜教导。如果没有能力，虽然是善人，也应该调离他处。”

之所以见解与司马光截然相反，玄机藏在主张“唯才是举”的曹操的一句名言当中：“治平者尚德行，有事者赏功能。”不求进取者崇尚德行，希望有为者任用贤能。

前期满族帝王们没有一个是安于现状之人。他们都渴望在父祖的基业上创造更宏伟、更辉煌的治绩。所以他们自然要任用那些能为他们冲锋陷阵、披荆斩棘的才能之士。雍正在位十三年，所用之人，多是李卫、鄂尔泰这样，有个性、有才华，做事大刀阔斧，不避辞让之人。这些人都不免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时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缺陷，比如有“贪名”，“生活作风”不好以及粗暴任性，皇帝们却能做到不避嫌疑，用其所长。他们需要这些人为他们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不是负责宣讲那些陈陈相因的道德教条。由于这种用人思路，清初政治人才辈出。从明珠、费扬古到鄂尔泰、福康安，都才具开张，精明老辣。康乾盛世的出现与这些非凡之才的不断涌现是分不开的。

满族皇帝们颠覆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信条是“嫡长继承制”。

大多数中原王朝都将“嫡长继承制”奉为“万世上法”。这种以出生顺序而不是个人能力为标准的选择方式无异于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撞大运，如果这个嫡长子无才或者缺德，则天下很容易陷入混乱纷争，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的事实，一再证明这种听天由命的做法非常幼稚。然而，这种幼稚的方法其源有自，盖因专制社会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抑制竞争。嫡长制即为抑制皇族内部的活力而设。在稳定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满族皇帝们却拒绝了这个汉人社会相沿千年的“万世上法”，坚决实行自己从关外带来的“立贤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秘密建储制”，最有效地解决了缠绕中国政治数千年的难题。皇帝们十分清楚这一制度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乾隆皇帝担心后代“泥古制而慕虚名”，“用俗儒嫡长迂谈”，特意预先留下旨意，说：“立储一事，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尚有过之。将来书生拘泥之见，必有心生窃议……即亿万年后，朕之子孙有泥古制而慕虚名，复为建立之事者……彼时始信朕言之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