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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到这儿有多久了？”我问教授。

他耸了耸肩膀。我特别讨厌他这么做。“一个小时吧。还不到。”

“一个多小时了。”海伦娜反驳他说。她怒冲冲的眼神直盯着我。在那个晚上以前，她一直故意对我视若无睹。像个幽灵似的从我身旁溜过时，她要么脸上挂着笑容，要么就冲着地下皱起眉头以示不满。突然间，她需要我的支持了。“他是八点四十五分按的门铃。我当时在听广播。正好换节目来着。”

我瞟了一眼拉茨。“你会说德语？”

“Jawohl 114，博士阁下！”

我又转向海伦娜：“什么节目？”

“BBC的国际节目。”她答道。

我走到收音机前，打开了机器。有个声音尖细、雌雄莫辨的牛津学者正在大谈诗人济慈。谢谢，BBC。我关掉了收音机。

“他按了门铃——谁去开的门？”我说。

“是我。”教授说。

“是他。”海伦娜说。

“嗯嗯。”拉茨说。

“然后呢？”

“他站在门口的台阶上，穿着件大衣。”教授说。

“是雨衣。”海伦娜纠正道。

“他问我是不是特奥多尔教授，我说是。他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说：‘请原谅，教授，我奉命前来用勒绳或是涂了氰化物的子弹刺杀您，不过我不想这么做。我是您的信徒，也是您的崇拜者。我想向您投降，然后留在西德。’”

“他说的是匈牙利语？”我问。

“当然。”

“然后你就请他进屋了？”

“当然。”

海伦娜不同意。“不是的！一开始特奥多尔先找了我。”她坚持说。在今晚之前，我从没听到过她纠正丈夫，可现在还不到两分钟她就已经纠正了两次。“他喊了我一声，说：‘海伦娜，有位客人。’我说：‘好啊。’然后他就把拉茨请进屋了。我接过拉茨的雨衣，把它挂在门厅里，煮了咖啡。情况是这样的，一点没错。”

“还有蛋糕，”我说，“你还做了蛋糕。”

“蛋糕是已经做好的。”

“你害怕吗？”我问她——害怕这种感觉好像也并不存在，就像危险一样。

“我觉得很恶心，很震惊，”她回答说，“现在我有点害怕——是的，我很害怕。我们都很害怕。”

“你呢？”我问教授。

他又耸了耸肩，仿佛在说我是这世上他最不愿意吐露真情实感的对象。

“你把你太太带到书房去好不好？”我说道。

他想要反对，可是又改变了主意。他们俩快步走出了房间，手挽着手却形同陌路。

只剩下我和拉茨了。我站着，他坐着。慕尼黑这座城市有时会非常安静。即使在如此静谧的气氛之中，他的脸还在冲我讨好地微笑着。他的小眼睛还在闪闪发亮，可是从他的眼神中我什么都看不出来。他朝着我点点头以示鼓励，笑容变得更灿烂了。他说了声“请”，然后自己在椅子里挪了挪，好坐得更舒服些。我做了一个所有中欧人都能看懂的手势。我伸出手，掌心朝上，然后用大拇指掠过食指的指尖。脸上还挂着笑的拉茨在上衣内侧的口袋里掏了半天，摸出证件递给了我。证件上他的名字叫埃贡·布劳巴赫，来自帕绍115，生于1933年，职业是艺术家。我从没见过比他更不像巴伐利亚艺术家的人。各种证件包括一张西德护照、一张驾照，还有一份社会保险文件。在我看来，任何一样证件都完全无法令人信服。他的鞋也是如此。

“你什么时候进入德国的？”

“今天下午，博士阁下，今天下午五点。嗯。”

“从哪儿入境的？”

“维也纳，嗯。维也纳。”他气喘吁吁地急忙重复道，仿佛把我当成了全城唯一有本事听懂他话的人。他又扭了扭屁股，看来是想让自己显得更加低声下气。“我赶上了今天早晨到慕尼黑的第一班火车，博士阁下。”

“什么时间？”

“八点，先生。八点的火车。”

“你什么时候进入奥地利的？”

“昨天，博士阁下。当时在下雨。嗯。”

“你在奥地利边境出示的是什么证件？”

“是我的匈牙利护照，尊敬的阁下。我在维也纳拿到了德国护照。”

拉茨的上嘴唇冒出了汗珠。他的德语很流利，但带着明显的巴尔干地区口音。他是一路坐火车来的，拉茨说：布达佩斯、杰尔116、维也纳，博士阁下。他的主子给了他一只熟鸡和一瓶葡萄酒在路上吃。配着最棒的腌菜，阁下，还有红辣椒。更多的笑容。抵达维也纳之后，他住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帝国旅店，有人已经给他预定了一个房间。房间很简陋，旅馆也很简陋，尊敬的阁下，不过我也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昨天夜里很晚的时候，有一位匈牙利先生到旅馆来拜访，他以前从没见过那个人——“但我怀疑他是个外交官员，博士阁下。他跟您一样高贵！”那位先生给了他钱和证件，拉茨解释说——还有摆在我们面前桌子上的一堆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