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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收到了托比圆滑的答复。电文的口气非常严肃。我怀疑托比是找别人代拟的，因为文字中看不出丝毫口音。他解释说，美国表兄曾向伦敦方面发出“没有特指”的警告，称教授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就其广播节目问题接受纪律审查”。总部——我怀疑托比指的就是他自己——“所持的立场”是，教授与其美国雇主之间的关系对圆场并没有直接影响。总部“采取的观点”是——提出这种观点的除了托比还能有谁——教授承担着许多行动任务，因此他的掩护工作中存在“小小的瑕疵”完全可以谅解。如果需要为教授再找一份新的掩护工作，总部将“适时采取措施”。一个解决办法是把他弄到某家听话的杂志社里去，他本来偶尔也向这些杂志投稿。但那是以后考虑的事了。托比提醒我，教授以前也和雇主发生过冲突，而且安然渡过了难关。这倒是实话。有个女秘书曾因被他挑逗而提出抗议，匈牙利群体中的某些人也对他持的反犹太人观点不以为然。

至于其他的事，托比建议我冷静下来，耐心等待，还得——这始终是托比奉行的一条准则——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事情就这样维持着原状，直到一个星期又十二个小时之后。夜里十点钟的时候教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的是紧急暗语，嗓门虽低却还是傲气十足。他让我立刻赶到他家去，从花园的后门进屋。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杀了什么人，说不定是他老婆。我简直错得太离谱了。

教授打开后门，等我一进去就赶紧关上。屋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暗处的角落里有座比德迈式112的落地大摆钟咔嗒咔嗒地响着，仿佛是一颗巨大的炸弹。海伦娜站在起居室的门口，双手捂着嘴巴，不让自己尖叫出声。离特奥多尔给我打电话已经过了二十分钟，可是她的尖叫似乎还没从嘴里发出来。

快要熄灭的炉火前摆着两把扶手椅。一张椅子空着，我估计是教授的。另一张椅子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有点被遮挡住，上面坐着一个模样温和、身材圆胖的男人，约摸四十岁年纪。他长着柔软的黑色头发，两只亮闪闪的圆眼睛仿佛在说：“我们都是朋友，对不对？”他坐的那把扶手椅靠背很高，他把身子紧紧抵在椅子的折角处，好像飞机上的乘客在准备降落似的。他穿的鞋子也是圆溜溜的，没碰到地面，我意识到那鞋是典型的东欧样式：粒面，不知是什么皮子做的，模压而成的鞋底磨损得很厉害。他身上那套毛茸茸的棕色西服像是用军装改出来的。他面前桌子上的花瓶里是淡紫色的风信子，花瓶旁边还摆着一堆东西，我认出那些都是用来暗杀的工具：两副用木棍和钢琴线制成的绞索；一把磨得像剑尖一样锋利的螺丝刀；一把查特武器公司113的左轮手枪——点三八口径，便于隐蔽携带，转轮可容纳五发子弹——外加两种子弹：六发软头的、六发刻线的，弹头上刻出的线槽里填有凝结起来的粉末。

“是氰化物，”教授看到我迷惑不解、一声不吭，便解释说，“这真是恶魔的发明。子弹只要蹭破一点皮，就能要人的命。”

我不禁心下起疑：剧毒的粉末给枪管里的高温一烧，还有什么用？

“这位先生名叫拉迪斯劳斯·卡尔多，”教授继续说道，“匈牙利秘密警察派他来杀我们。他是个朋友。请坐吧，内德阁下。”

拉迪斯劳斯·卡尔多郑重其事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握住我的手使劲摇着，好像我们刚谈成了一笔赚钱的买卖。

“先生！”他高兴地用英语喊道，“请叫我拉茨。对不起，先生。您什么都不用担心。大家都叫我拉茨。博士阁下。我的朋友。请坐吧。嗯。”

我还记得，风信子的香味似乎跟他的笑容很相配。慢慢地我才意识到，我连一点儿危险的感觉都没有。有些人时时刻刻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有些人则在生气或是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这样。但是对于拉茨，等到我动用直觉去感受的时候，发觉他身上透出的只有一种急于讨好别人的强烈愿望。也许这就是一位职业杀手需要的全部吧。

我没有坐下。我的头脑里充斥着各种相互冲突的情绪，但疲惫并不在此列。咖啡杯是空的，我心想。空盘子里还有蛋糕屑。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谁还有闲心去喝咖啡、吃蛋糕？拉茨又坐了下来，像个魔术师一样笑嘻嘻的。教授和他妻子端详着我脸上的表情，不过是从房间里不同的地方。我在想，他们俩吵架了；这场危机把他们逼到了各自的角落里。美国造的左轮手枪，我心想。可是没有厉害杀手常会携带的备用转轮。东欧生产的皮鞋，那种鞋跟会在每一块地毯或是打过蜡的地板上留下无比清晰的脚印。涂了氰化物的子弹，但弹头还没射出枪管氰化物就会被烧得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