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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请说。”我大度地回答。

“很不幸。你最近的那位前任——当然了，他是个好人”——他突然打住了，看来是不忍说刚刚离世之人的坏话——“而且和你一样，也很有文化——”

“您就说吧。”我重复了一遍。

“是关于我的英国护照的事。”

“你有英国护照？我怎么不知道啊！”我吃惊地说。

“问题就在这儿。我没有英国护照。我知道这事办起来有麻烦。官僚机构都是这样。官僚机构是人类体制中的万恶之首，内德阁下。这些机构把最坏的人奉若神明，却把最好的人视为粪土。作为一个生活在慕尼黑、受雇于美国组织的匈牙利流亡者，我并不具备成为英国公民的资格。这我理解。不过，我跟你们的部门合作了这么多年，这本护照是我应得的。用临时的旅行签证来充数，这太不体面了。”

“但我听说美国人会给你办护照啊！你们一开始不就是这么谈好的吗？美国人会负责解决你的公民身份和重新定居的问题，这当然也包括护照啊。这是肯定的！”

我感到很生气，一生中这么长时间都奉献给了我们的人，竟然连这么简单的尊严都得不到。但教授已经学会了一种更为达观的态度。

“美国人啊，内德阁下，他们是一个年轻的民族，一个唯利是图的民族。他们已经把我利用得差不多了，觉得我今后不可能再有什么前途。对美国人来说，我就该被扔进过时废品的垃圾堆。”

“可他们不是承诺过吗——只要服务令人满意就行？他们肯定承诺过！”

他做出了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手势。他从桌上抬起双手，仿佛在举起一块沉重无比的石头。他把双手举到差不多与肩同高的位置，然后猛地让手重重地摔落到桌面上，连同手中那块并不存在的石头。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似乎是因为用力而冒着怒火，向我发出了无声的谴责。这就是你们的承诺，他仿佛在说。你们的，还有美国人的，都是这样。

“帮我把护照弄来就行，内德阁下。”

身为一名忠于职守的情报指挥官，我一心想着要为手下的情报员尽心竭力，便集中起全部的精力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对托比很了解，因此决定从一开始就公事公办：不要虚与委蛇的承诺，不要模棱两可地让我放心。我把特奥多尔的要求告诉托比，请示他该如何处理。他毕竟是我的内勤长官，是我在伦敦的靠山。我对托比说，如果美国人真的自食其言，不肯给教授公民权，那么此事就必须由伦敦或华盛顿方面来解决，而不是慕尼黑。再者说，如果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英国方面还是准备给教授发英国护照，那么圆场五楼也必须大力促成此事。圆场本部本可以随便给曾为圆场服务的任何人发放护照，不管他叫托恩、迪克还是特奥多尔，但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陷落”彻底终结了那样的时代。

我的请求没有通过无线电发出，而是用邮袋递送的。按照圆场的规矩，这么做会显得更为正式。我写了一封不屈不挠的信，两周之后又写了一封以示提醒。可是等教授问起我进展情况时，我只能不置可否。正在处理之中，我向他保证；伦敦方面不太喜欢老被人催着办事。但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托比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回信。

与此同时，我和特奥多尔教授几次会面的时候，也努力想解开一个谜团：他究竟给我们干了些什么，竟然有资格成为托比寥落星空之中的那颗明星。教授这人容易动怒，因此我的调查工作就更不好办了。起初我还以为他仅仅是在合作时有所保留，直到护照的事情得以解决。慢慢地我才意识到，只要是涉及到秘密工作，“有所保留”就是他的常态。

教授有项比较单调的工作是负责看管施瓦宾格区111的一所学生公寓，那儿只有一个房间。他把那地方当做安全地址，接收他在匈牙利的某些联络人寄来的邮件。我劝说他带我去那儿看看。他打开房门，只见垫子上丢着起码十几封信，都贴着匈牙利邮票。

“我的天，教授，你有多久没到这儿来了？”我看着他费劲地把信收拾到一起，问道。

他耸了耸肩膀，我觉得这个姿势一点都没有风度。

“教授，通常情况下你一周能收到几封信？”

我从他手里拿过信封，看了看上面的邮戳。最早的一封信是三个星期前寄出的，最近的则是一个星期之前。我们走到小小的桌子旁边，那上头蒙着一层灰。他叹了口气坐到椅子上，拉开一个抽屉，从暗格里拿出几瓶化学药水和一把刷子。他拿起第一个信封，闷闷不乐地检查了一番，随即用小折刀拆开了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