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6/15页）

和梦露一样，斯蒂芬斯也把无知看成最坏的事情。比起那些善良却无知、“对谎言深信不疑，并且一遍遍向他人重复，想让别人也同他们一样相信这世界依旧安然无恙”的人，他反倒更偏爱真诚的骗子。其实这种不适感是深入许多民族内心的。就此，斯蒂芬斯分析道：“一些东西自始至终都是错的，它们为我们所继承，又被我们继续流传。”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写作了，但很可惜，几乎也是从那时起，资本操控与寡头政治就已经使民主开始走向灭亡。但他是第一个揭露信用趋势的经济模式给政治带来的危机的美国人，而这危机的后果在今天的经济危机中仍有体现：“在美国确实有一个独裁者、一个君主存在。就好像是欧洲在国王的统治下逐渐衰败，我们或许也将在总统的带领下经历这样的命运。这个国家正在越发远离它的人民。当然，实际权力的归属显然是尚未可知的，但通过最终的分析，我们确信，它在被信用操控。”当美国政治遭遇巨大的信任危机时，韦瑟比前去采访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茨（Clifford Odets），后者自问自答：“问题是什么？在美国，我不会谈论世界其他的部分。所以问题就是，‘伴随着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平与富足的目标是否会因此遇到障碍呢？’”人们究竟是应当耐心发展民主政治，还是发展一个足够强大的金钱帝国，并以发展为借口肆意攫取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始终挥之不去，直到现在，我们都还生活在这样的危机之中。

不过梦露当然也爱钱。在出演《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时，她抱怨自己赚得比简·拉塞尔（Jane Russell）要少：“不管怎么说，片名叫‘绅士爱（金发）美人’[13]，而我才是那个金发的！”她也曾因为听说伊丽莎白·泰勒因出演《埃及艳后》（Cleo-patra）拿到了一纸价值百万美元的合同而勃然大怒。但她挣钱是为了自由，为了从——用韦瑟比的话说——“类型化”中抽离出来。1954年，她解除了和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以及达利尔·F.扎纳克（Darryl F.Zanuck）的合同，离开好莱坞前往纽约，与米尔顿·格林（Milton Greene）一起建立了属于她自己的电影公司（她自己持有51%的股份）。尽管这个项目并没有维持太久，但还是有流言说梦露从中作梗并且牟利。福克斯公司后来答应了她的条件，让她可以自己撰写脚本，并且在导演面前有充分的发言权，同时每部电影都支付给她十万美金的片酬。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再一次在与制片方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他们花了一百万美元才把梦露重新请回《濒于崩溃》（Something’s Got To Give）的片场。一封1961年的私人信件表明她从未放弃独立的梦想。那时好莱坞的许多工作室或多或少已经打算放弃她了。她写信给“演员工作室”的负责人李·斯特拉斯伯格——她在1954年离开好莱坞去了纽约时就已经加入了进来。她告诉后者，自己和自己的律师准备建立一个有关独立演员的组织。“我不想再和工作室绑在一起了，我宁愿退休。”她这样告诉韦瑟比。她希望赚很多钱，这样就可以摆脱被金钱束缚的命运。很多资料也证实，她赚钱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钱本身。在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的名著《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1900）中，作者借小说里的叙述者之口表示，“金钱不需要花费太久，就可以证明自己一文不名。”而这部《嘉莉妹妹》，或许是最早有关名声的诅咒，同时也是梦露的众多藏书之一。

据著名编剧本·赫克特（Ben Hecht）的回忆，梦露曾表示林肯·斯蒂芬斯的传记“比任何一本自己读过的书”都令她激动。我们需要想象，当她为这样一本“正直的书”激动不已时，整个美国正在以不同的原因为她倾倒。而那一刻，她也正处在人生巅峰，无限接近美国权力的中心地带。当曼凯维奇发现梦露在看斯蒂芬斯的书时，他警告她不要随意谈论这个人，否则她很可能会被当成激进分子（在一次被要求列举世界上最伟大的十个男人的采访中，梦露提到了斯蒂芬斯，但随后他的名字被当时她所属的派拉蒙工作室剔除掉了）。和她对林肯的仰慕一样，这种热情在她的政治生涯中并不反常。她的另一个英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她某种程度上的“代言者”，用戈尔德贝格拉比的话说，一个“科学家、人类学家、社会主义者、犹太人，同时还是个坚定的持异见者”。早在20世纪40年代，她就曾支持亨利·华莱士[14]（Henry Wallace）的主张（他最终成为了罗斯福的副总统），做过至少一次美国进步党集会的迎宾员。在1962年的笔记里，她赞扬了埃莉诺·罗斯福[15](Eleanor Roosevelt)“为全人类事业的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