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5/15页）

《让我们相爱吧》通常被看作梦露最糟糕的电影之一。这也不是她第一次扮演与她自己早年经历有几分相像的角色——一个渴望得到更多，却在生活的泥潭中挣扎的小演员。但无论如何，这是她唯一一部如此接近“戏剧与政治”底线的电影。由此，“林肯”的隐喻与她对亿万富翁的抨击是彼此联系的。这二者都将她放在了当时美国权力中心的反面。有趣的是，那些她扮演凭色相“淘金”的女孩的电影，如《夜阑人未静》（Asphalt Jungle,1950）、《愿嫁金龟婿》（Howto Marrya Millionaire,1953）、《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1953）以及《热情似火》（Some Like It Hot,1959）都更具知名度［不过这中间有两部影片多少有些复杂：《热情似火》中秀珈·凯恩（梦露饰演的乐团女郎）恋上托尼·柯蒂斯的角色时，她以为他是著名的壳牌石油公司的老板。但他随后证明自己只是个把她的“爱情美梦”搞得一团糟的穷萨克斯乐手；而在《愿嫁金龟婿》里，她以为的“金龟婿”也不过是个误会］。让我们忽略掉《让我们相爱吧》结尾她最终被一个“亿万富翁”俘获芳心的情节：在爱上了一个穷演员后，她又原谅了他“突然变得”富有的状况。通常，突然的富有是耻辱且致命的（女人们会因此丧失尊严）。另一方面，影片的主要场景——剧院舞台，又是个表现多重自由的地方：穷女孩有当众当面责骂亿万富翁的自由、人们有在行业“潜规则”下幸存的自由（通过揭发并改变它），以及自我教育的自由。影片里，为了一张高中文凭，梦露的角色不得不彻夜学习，因为她“受够了显得无知”。而现实中，她曾向韦瑟比指出，“政客们之所以总能逍遥法外，正是因为多数美国人懂的（政治）并不比我多。”关于对在愚昧僵化的大众视野里扮演一个胸大无脑的女性角色这件事，梦露本人的厌恶不比她的角色更少。

精神分析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某一个家庭成员身上无意识的隐秘，是由于整个家庭的行为而造成的病态。而我的问题是：对于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早期的美国，究竟是什么或者谁使梦露的形象如此病态呢？这不等同于询问“是谁杀了她？”或者“她是自杀的吗？”——它本身大概是一个有关梦露讨论的转向，但我认为它或许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最终答案。但在战后的美国，围绕她的众所周知和未知都令我着迷。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给出了一个精辟的总结：“她大概是由于人们的战后需求才诞生的人物。”梦露出生在“一战”后（1926年），但她也是“二战”的“产物”，因为正是在“二战”后，她才大红大紫。用韦瑟比的话说，战争的结束对于美国人而言是一种解脱，因为他们的爱国心从此便“不必思考理由”。他在这里暗指的是随后风行的“麦卡锡主义”[12]以及冷战。在另一个激进记者I.F.斯通（I.F.Stone）看来，艾森豪威尔在1953年的就职演说，巧妙地将战争的野心包藏进有关自由的修辞之中（虽然艾森豪威尔并不打算大张旗鼓地出兵，但发动越战其实已经被写进了他的时刻表）。斯通对于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有关自由先驱的礼赞，同时也是“廉洁从政”象征的《林肯肖像》组曲感到恐慌。他认为，这恐怕意味着学术与公民自由将就此受到威胁。艾森豪威尔上任后的第一步，就是委任通用汽车公司的总裁查尔斯·欧文·威尔逊（Charles Erwin Wilson）做国防部长。而他著名的演说“对通用公司有益的，也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而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同样也将对通用公司大有好处”。在斯通看来，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无遮拦的、更彻底的危机，即将在无管理的状态下上演”。

但如果说梦露对这一切都是司空见惯的，就有些不够准确了。1950年，她初出茅庐，在约瑟夫·曼凯维奇（Joseph Mankiewicz）的电影《彗星美人》（All About Eve）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她带了本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的传记去片场，后者是美国历史上公认的“良心记者”，总以拆穿各种谎言为己任。与此后她拍摄的《让我们相爱吧》一样，《彗星美人》同样也是一部讨论关于一个刚出道的女演员究竟需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成名的影片。斯蒂芬斯素以揭开市政厅里的贪腐“盖子”而闻名（“有盖子的地狱”，是他曾用来报道“匹兹堡丑闻”的标题）。他心目中的英雄，则是沦落街头的乞丐、妓女和小偷。他所揭露的这些，恰恰正是梦露同年的影片《夜阑人未静》里的世界。在那部片子里她所扮演的是社会“精英”阿朗佐·埃梅里希（Alonzo Emmerich）的年轻情人。后者最终因丑闻暴露而饮弹自尽。在片中他将犯罪比作是“人类努力生活的另一种形式”。这个比喻也时常被人引用，这与他无可挽回的结局一起，都证明他所经受的问题，是全体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完全摆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