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尊重：玛丽莲·梦露（第8/15页）

“你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吗？如果知道，你就已经陷进它的魔爪之中了。”

“哦不，共产主义在战时……”

“无论是否正在发生战争，共产主义都是文明和所有自由国家的敌人……我很乐意看见像加菲尔德那样的叛徒会死在监狱里。”

［约翰·加菲尔德（John Garfield），曾经的好莱坞巨星，却因为拒绝向“审查委员会”提供“名字”而遭到逮捕，最后因心脏病发作死在监狱里，年仅三十九岁。］

根据演员兼作家诺玛·巴兹曼（Norma Barzman）的说法，1949年梦露曾有一次开车时遭遇“临检”，警方怀疑她正在赶往一个危险分子的家中，并将进行一次针对“委员会”的会议。梦露则不顾阻拦，再次发动汽车并警告他们：“我真的很气愤，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希特勒吗？”她随后又补充，“我希望那些躲在幕后的人，总有一天会因为他们今天对我们所做的事遭到报应。事实很有可能会这样，像我这样的一个女演员都知道会这样。”“那些他们对我们做的事”是她对不自由的政治生活与演员生涯平行线的标记，标记了她在政治立场上的坚定决绝（“你们以为你们是谁，希特勒吗？”）。

回想梦露曾被要求把斯蒂芬斯的传记带出片场的情节。这种形式的政治高压几乎是好莱坞的一大特色。尽管导演弗里茨·朗（Fritz Lang）并未遭到传唤，但他也曾被怀疑是一名前共产党员，险些耽误1951年的电影《夜间冲突》（Clash By Night）杀青和宣传，而证词的来源则是好莱坞的知名编剧奥德茨。1948年，霍华德·休斯（How-ard Hughes）接手了困境中的雷电华电影公司（RKO，在该工作室的闪光灯下，梦露看起来总像是个孩子）。电影《惨绿少年》（The Boy with Green Hair,1948）随即投入拍摄。片中包括一句出自孤儿之口的台词“战争对孩子没有好处”。休斯亲自找到十岁的小演员，让他紧接着补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美国有世界上最伟大的陆军、海军和空军！”但根据诺玛的回忆，男孩拒绝了他。但他并不甘心，随后又花了十万美元试图买通编剧工会，想要插入这句台词却无果。一怒之下他将影片雪藏了六个月，使它错过了原本最好的档期（但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反战经典电影）。在生命的末期，梦露和曾因隐瞒自己的共产党关系而锒铛入狱的左翼政治活动家弗里德里克·范德比尔特·菲尔德（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成了朋友。在菲尔德的回忆录中，他记述了梦露曾对发生在中国的革命表示了赞美，并不遗余力支持种族平等和公民权利事业。由于对她与共产党关系的怀疑——因为被邀成为国际艺术基金会的贵宾，她曾申请去苏联的签证——梦露曾遭到FBI的长期监视，自1955年开始直到去世。“可以确定，她是个十分明确且笨拙的左翼分子。”一份1962年的报告记录了FBI对她的审查意见。

谈论何为“麦卡锡主义”，是对美国精神中自由部分的重构。I.F.斯通曾引用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话来阐发自己的观点：

我们中的大多数，都需要生活在非真诚的套路之中。但这样一来，你的精神状况必然会受到影响——长时间的心口不一自然有碍健康。你不得不在自己厌恶憎恨之物前卑躬屈膝，在灾难面前兴高采烈。但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无法忍受太多虚构的。它是我们肉身的一部分，是我们灵魂的住所，是我们内在的部分，就像是口中的牙齿。它不可能始终违心却不受惩罚。

斯通就此认为，这个民族的空气里充满了“麻木”。“就好像是你想要大声呼喊，嘴巴却不听使唤。周围的人也不曾察觉你的无助，他们还向你问好：‘你好吗，天气真棒。’每个人其实都死了。”在《乱点鸳鸯谱》里，梦露的角色罗斯琳（Roslyn）这样说。

有人在呼喊——一个女人；而其他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却选择置若罔闻。大概就像是梦露在1951年写下的“女演员必须时刻保持缄默”一样，女演员必须是哑巴（“哑巴”象征着社会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丑陋禁令）。所以事实上，梦露并非唯一一个我们可以用来理解病态时代的案例。但她们是在不自知的状态下受难的。而梦露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她将自己的受难，升华成面孔和身体上使人愉悦的魅力，然后使痛苦暂时隐形。而她的计划，始终是在致力去改变这种状况。1962年7月，她最后一次接受《生活》杂志采访时说，“所有的孩子都被期待可以幸福成长，而我却不一样。”这种祝福就好像是每日问候“过得愉快”一样。当然，梦露的台词“他们还向你问好：‘你好吗，天气真棒’”出自阿瑟·米勒之手（她随后更多经典台词也是如此）。但梦露深知，她的名气使她有机会向美国公众展示，在这个国家中，那些他们因受蒙蔽而尚未看到的部分：“当你成名，你就越容易以有些刺痛的方式接近人类的本性，因为你会成为他们下意识的渴望。”在同一次采访里，她这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