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第8/10页）

易中天说，礼治维护等级制度。孔子讲仁，是把人当成人，但丝毫不意味着他反对等级制度。既承认大家都是人，又区分亲疏贵贱，这才是儒家的仁。连穿衣戴帽跳舞唱歌这样的事，儒家都主张要分等级。儒家的爱是有等级、有差别的。主张平等相爱的是墨家，墨家主张无差别、无等级的兼爱。如果真像秋风所说的那样．儒家的仁是“人人平等相待”，墨家何苦反儒？开启平等之门的，只能是非儒家，即墨家、道家。孔子站在这扇大门前徘徊犹豫纠结。孔子知道平等的重要，但是他又必须捍卫封建礼治，维护等级制度，这是孔子的矛盾之处。

2011年6月23日，《南方周末》第31版发表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儒家是宪政主义吗——简评秋风的孔子观》，对秋风的观点提出批评。袁伟时的文章分为10小节，每一节先列出秋风的一段话，然后加以评论，两两对照，供读者判断。下面撮其要以飨读者。其中的引文，都出自这篇文章。

袁伟时在文章中首先申明：“学者要重新阐释历史人物，必须严格遵循公认的学术规范，不能肆意歪曲历史为己所用，否则很可能反倒糟蹋了孔子。”

秋风在《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一文中说：“中国人必须回到儒家……如果不回到儒家，中国就没有自我。”

袁伟时评论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愿回到儒家的中国人多如牛毛，“必须”云云，属于法律强制和意识形态强制。现代公民的灵魂是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具体文化取向个个不同，容不得别人干涉。

秋风在《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一文中说，人们经常引用《论语》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证明儒家坚持等级制，鼓吹愚民政策。其实，这句话应该标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袁伟时说，这是前人早就玩过的标点手法，但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孔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既然如此，何必知之？孔子还说“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这表明，知之与不可使知之一样，都是要卑下者不要侵犯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左传》记载晋国铸刑鼎，孔子反对。他说法律不应该公开，老百姓知道了法律就会钻空子，不如让法律始终保持神秘，这样老百姓就会恐惧。孔子提倡愚民术可谓言行一致。

秋风在《儒家宪政民生主义》一文中提出，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宪政主义时期是董仲舒—汉武帝时代（第一次宪政主义是西周时期周公制礼），董仲舒提出了天道宪政主义，构建了士大夫与皇权的共治体制（指士大夫能够制约皇权）。

袁伟时说，董仲舒对儒家的贡献是确立三纲，董仲舒说这是不可抗拒的天意。因此，什么平等、共治，统统是废话。宪政的核心是保护人的自由，手段是分权、民主、法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自古至19世纪，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是统一的。汉武帝一句话就把董仲舒送进大牢，差点杀头，宪政在哪里？

秋风在《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一文中说：“礼治是自由的保障。”

袁伟时说，《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相会，当时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最高司法、执法官员）。为了助兴，齐国演员表演了通俗乐曲。孔子很不高兴，认为这个场合不应当表演低俗节目，竟下令将演员砍断了手脚。孔子没错，他坚持的是礼治，但这与自由不搭界。另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那一年，升任代理宰相，杀了鲁国大夫少正卯，主要是因为言论罪。

秋风在《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一文中说，秦的时候管辖到每一个人，而汉武帝之后皇权不下县，中国已经是某种意义上的宪政主义体制，即士大夫和皇权共治体制，是双元体制。

袁伟时说，在我国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并不是宪政。直到清，县以下是宗族统治。曲阜《孔氏族规》规定：“件逆父母，凌辱尊长及纵容妻妾辱骂祖父母、父母……答责三十……至大反常，处死，不必察呈致累官长”，“禁止诉讼”。宗族统治依靠儒家三纲，是专制政权的延伸。保护公民自由，只是秋风的想象。

秋风在《在儒家传统中发掘宪政资源》一文中说： “有孔子创造的学术和教育，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者、士人组成的社会。在此后两千多年历史中……他们构成了一股宪政主义的力量。”

袁伟时说，老子是孔子谦恭请益的师长，一部《老子》是中国思想的重要源头，因此，学术并非孔子一人“创造”。另外，郑国子产比孔子早生几十年，他执政的时候就有学校了。因此，不能说中国的学术与教育是孔子“创造”的。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一些耿介之士，传承浩然正气，不过他们并不是制约皇权的强大力量，更不用说与皇帝共治了。宰相的权力也是皇帝授予的，说收回就收回，皇帝随便杀戮宰相的事并不少见。至于民间会社的士阶层，在儒学熏陶下，也是恭顺成性。宪政主义力量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