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第7/10页）

《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5期发表龙灿的文章《“学者蛇头”郑家栋》，披露郑家栋的著作存在大量抄袭。文章还引述了四川社科院文学所前所长陈子谦的话：“震惊的是郑家栋对法律的无知程度，多人因他而出境不归，时间一长不可能瞒得住……对法律的漠视，使他从贩卖学术发展到了贩人。”

2006年7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侯虹斌的报道《郑家栋获刑》。该报道说，郑家栋事件发生之后，“儒学界遭到很多抨击。有评论者认为，郑家栋事件凸现了现代新儒家面临的一个挫折，一个现实困境”。

这篇文章报道了陈明对这一事件的看法。陈明说：“郑家栋是一个儒学研究者，不是儒学信徒，个人行为应该与公共职务分开。”

陈明的意见遭到一些人反驳。侯虹斌的这篇报道说：“有反对声音认为，郑家栋是当代名儒，当然也是新儒家学说的实践者，其个人道德行为与术业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他的职业规范所系，怎么能说郑家栋的失足与现代新儒学无关？”

直到2011年7月26日，天涯社区网的“关天茶舍”论坛还发表署名“非儒者”的文章《儒学大师：从贩卖学术到贩卖人口》。文章的跟帖很多。其中一条署名“北极风雪”的跟帖说，郑家栋事件的发生，是道德圣坛幻灭的一个例证。这使人感到心寒，感到在这个道德迷失的世界无所适从。

易中天、袁伟时vs秋风

2011年，易中天、袁伟时与秋风就儒家和宪政问题进行的论争引人关注。

一般来说，就社会变革而言，自由主义不赞成推倒重来式剧烈的人为建构方式，而主张在传统基础上渐进演化。所以，秉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秋风（姚中秋），近年掉过头来，重拾和挖掘传统。他给自己的任务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寻找自由和宪政的踪迹，以便为今后实现宪政提供历史依据。他为《周德伟论哈耶克》一书所写的“编者前言”中说，假如我们的祖先在礼制之下曾经享有过相对于君主权力的一定程度上的自由，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享有那样的自由？尽管用现代的眼光看，它是那样的微弱。这样面向过去追求自由的提问方式，就是英国式保守主义的精髓。秋风坦言，他已经从现代自由主义立场后退到仅关注于宪制变革的古典宪政主义立场。

据此，有人称他为新起的自由主义儒家。不过，有些学者说他“过了头”。秋风曾提出孔子开启平等之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民社会；他还根据台湾学者周德伟的论断，提出除了秦这一短暂时期之外，秦以前的西周和秦以后的汉武帝一直到清朝已经有了宪政。对此，学界普遍提出质疑。

2011年8月初，秋风在新浪微博上说蒋庆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继而又说蒋庆是六十多年来中国唯一的思想家，其他人物皆浮云耳，蒋庆拨乱反正，让大陆思想界重回儒家道统学统，善莫大焉。对此，评论家熊培云在8月8日的新浪微博中批评说：“十几年来，我一直很奇怪一个现象，一些学者一旦开始为儒家辩护时，便不会好好说话了，谁给了他们坏脾气？”

2011年3月10日，《南方周末》第31版发表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的文章《这样的孔子不离奇吗——与秋风先生商榷》。

易中天说，读了秋风2011年1月24日发表在《南方人物周刊》上的《你可能不认识的孔子》等文章，感觉妙论迭出，也谬论迭出。比如，秋风说封建时代（西周）的君臣关系，是自由人之间订立的契约关系，就甚为不妥。的确，孔子可以选择鲁公为君，也可以选择其他诸侯。但是，在诸侯国君之上还有一个周天子，周天子的天下是一个最大的国。你可以选择不做鲁国的臣子，却不能不臣于周王。孔子能够选择不做周王的臣吗？伯夷和叔齐，不就是因为选择不做周的臣子，才饿死在首阳山吗？其实，封建时代（西周）的君臣关系，从根本上讲是不可选择的。君臣关系的基础是父子关系，所以才称君为君父，称臣为臣子。父子关系不能选择。周天子打下江山之后确实与各路诸侯订立盟约，封土建国，但这绝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参加伐纣战争的各派，都要求分享胜利果实。周武王的实力没有强到独吞天下的地步，只好排排坐吃果果，以土地换和平。这与黑社会分赃是一个道理，而与法治社会的契约根本不同。

易中天说，秋风说礼治是自由的保障，礼为君臣可以行使的权力划定一个界限，从而划出一片属于臣的自由空间。秋风这个结论大可商量。封建也好，礼治也好，“划出自由空间”也好，都是妥协产物，周武王没有那么大实力，才制定出一个既利益均沽，又尊卑有序的方案，这就是西周建立宗法、封建、礼乐三大制度来源的秘密。礼治是自上而下维护统治秩序的，而法治则是自下而上保护公民权利的。法治不介入私人空间，只会限制政府权力。法治之下的公民自由度应该比政府大，礼治没有这样的精神。周公和孔子都不可能主张臣民比君主更自由。因此，秋风所说礼治是人类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规则之治，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