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第5/10页）

康晓光提出，仁政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开放的大众传媒，即新闻自由。二是行政决策咨询机制。把政治行政化，用行政吸纳包容政治，执政者听取各种意见，吸纳精英。三是法团主义机制。实行结社自由，允许人们按不同行业、职业组织起来，形成工会、行会等各种功能性社团。政府通过与社团领导人沟通，达致共识，共同贯彻执行。法团主义提供了劳动自治和阶级合作的平台。

康晓光说，市场经济使财富脱离了权力控制，大众通过社团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言论自由可以对权力实施制约，外部力量也会对国内造成竞争压力。所以，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兴亡）周期律。

从上述基本原则来看，康晓光的设想的确与蒋庆、张祥龙的设计有区别。

康晓光说：“有些东西是中国本土的，如仁政、儒教，有些东西来自西方，如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可以算作是西方的东西。所以，建设未来，既要古为今用，又要洋为中用，但必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为新蓝图的灵魂还是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而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或自由民主主义。所以，我把这种关于末来的通盘构想称之为‘儒教国’，而建立儒教国的过程就是‘儒化’。”

康晓光说，“我们原本是中国，但这一百多年间已经经历了一次彻底的西方化，确切地说是按照马列主义的模板进行了一次全盘西化”。但是，斗争并未结束。从2004年起，未来20-50年，两种命运的争夺将在中国进行。如果西方文化胜利了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民主。如果儒家文化能够复兴的话，中国政治将走向仁政。但康晓光对此略有悲观。他说：“总的来看，在思想领域，自由民主主义占据主流，儒家处于边缘……此外，国际环境总体上有利于自由民主主义。”

就此，康晓光建议：“首先是儒化中共。用孔孟之道来替马列主义。党校还是要保留，但教学内容要改变，把四书五经列为必修课，每升一次官就要考一次，合格的才能上任。公务员考试要加试儒学。要有意识地在儒家学统与政统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而且是垄断性的联系。有一天，儒学取代了马列主义，共产党变成了儒士共同体，仁政也就实现了……最关键的，是把儒教确立为国教。”

儒教与宪政的纠结

在大陆新儒家中，陈明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他说：“我既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10他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像基督教的新教革命那样，通过内部变革来（使儒教）适应社会变迁。换句话说，他想把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融合起来，使儒家适应新的世界潮流。这个气魄很大，但也因此两头不讨好。一方面，他被一些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另方面，在新儒家内部又称他为叛徒。

陈明在《文化儒学：思辨与论辩》一书中说，张之洞的提出的中体西用，是原教旨主义；李泽厚提出的西体中用，是全盘西化。陈明走的是中间路线。他根据宋明儒家的思路，提出了“即用见体”说。意思是，通过效用的价值（用），发现中国人的意志需要（体）。陈明解释说，即用见体中的体，不是一个封闭凝固的东西，而是“永远在活动中……实现新生活的建构”。本来，“体”和 “用”在一般人眼中是对立的，陈明认为“即用见体”把两者融会打通了。“用”可以通向“体”,“体”也可以体现为“用”。这与王阳明的“体用一源”有异曲同工之妙了。他说，鲁迅的拿来主义和毛泽东的洋为中用，都是“即用见体”的案例。这就是说，西方的“用”，如果符合中国人的意志需求，也可以成为“体”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陈明说，在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的关系问题上，他赞成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结合。在政治体制的具体形态上，“代议制、君主立宪都是可能选项”。

陈明多次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说，儒家强调民意，因而儒家有宪政主义思想。宪政机制建立的是公民社会，要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财产，这与儒家主张的敬德保民一致。对于中国的宪政改革，陈明的建议是，用宪政主义代替自由主义，首先明确宪法原则，其次落实到司法审查，以此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促进或扩大公私生活中公平正义的扩大和提升。陈明认为，儒家的传统对于中国宪政目标来说乃是一种积极的助缘。中国政治改革需要妥协，应该兼顾多种需要，特别是要寻找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点，以减少震荡。他说，为了应付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政府组织系统。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又必须对公私生活领域作出严格划分，对国家权力严格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