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第10/15页）

厉有为后来对我说：“真没想到京城的水这么深，一篇内部学习体会怎么闹腾出这么大的事情？”其实，厉有为在文章中只是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建议，他认为股份制可以试验，并且指出私营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观点，当然与四份万言书格格不入，于是遭到老左派忌恨。老左派在十五大召开之前抛出这样杀气腾腾的宣战书，显然是企图阻吓中央及地方官员在所有制方面进行探索。

4月，在左派一片讨伐声中，江泽民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忐忑不安的厉有为，同他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并鼓励他说，你回去安心当你的书记。厉有为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十五大召开前夕，老左派觉得时间不多了，加紧进攻。1997年6月20口在北京出版的《当代思潮》第45期发表文章《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战略方针》。文章说，必须明确私营经济只是“必要补充”，不能超过这个度，否则就会威胁公有制地位。

另一份在北京出版的杂志《真理的追求》6月号发表《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理论讨论会综述》，说：“用国家控股制代替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以改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名，行否定公有制之实。”

面对老左派进攻，改革者发起反击。7月到9月，《中国经济时报》连续发表邢贵思、吴敬琏、李君如、李锐等人的文章和谈话，批评老左派的论调，指出中国要发展，必须冲破姓公姓私的怪圈。《经济日报》也发表文章说，姓社姓资之争渐息，随之姓公姓私的纠葛渐起，成为新形势下困扰人们思想的主要障碍。

9月，十五大召开，江泽民在报告中提出了建立混合所有制经济，并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还指出，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要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铭基在十五大上说，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时任安徽省省长的回良玉说，要拿出当年大包干的精神，搞股份制。

时任江西省省长的舒圣佑说，要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不要拘泥于比重问题束缚自己。时任湖北省省长的蒋祝平说，要摈弃那种把股份制同私有制联系在一起的传统观念。

而厉有为，这位被老左派要求开除党籍的改革者，在十五大上再度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老左派企图扭转十五大改革方向的努力受到重挫。

有人欢喜有人愁。十五大提出的经济改革新措施，使改革获得新一轮推动力，中国热闹起来。老左派只好暂时回到家中指天骂地。再往前看，还能干些什么呢？一些不服输的强硬人物，又开始新的谋划了。

第四波：呼唤再来一次“文革”

进入21世纪，《英国卫报》说，欧洲左派衰落了。该报在2010年2月9日说：“意大利左派不复存在，法国社会党一片混乱，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大选最大输家。”

但我们这边不尽然。也许体制上的弊端有利于左派生存，中国老左派反而加剧了进攻态势，第四波博弈令人大开眼界。

第四波交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持续时间长，自2004年改革大争论至今，余波未息。二是扔下面纱，与中共中央领导层彻底决裂。老左派不但彻底否定改革开放，而且点名批判邓小平，甚至把“执政集团”定位为“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左派要求为“四人帮”平反，呼唤再来一次“文革”，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上文指出，老左派第二波、第三波进攻的领军人物是邓力群。进入第四波博弈以来，1916年出生的邓力群在2005年出版了《十二个春秋》之后，由于身体原因，渐渐淡出。前冶金部副部长马宾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在激烈程度上远远超过了邓力群，遂成为老左派在第四波博弈中的风头人物。

在介绍第四波博弈之前，先说2001年发生的一件大事，这是老左派发起新一轮进攻的序幕。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发表讲话，要求把“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20这里所说的“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包括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这是中共党建学说的一个重大突破，得到社会好评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