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16/31页）

到了晚上，他开始动手写报告。关于劳动阶级的部分倒不难，因为报纸上这类文章多的是，毕竟有套路可循。他把诗歌里讲的那些劳动人民勇敢勤劳的事迹罗列出来，强调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都是一家人，不管你是美国人、欧洲人还是中国人。他们都热爱劳动，过着“强盛而神圣的生活”。但是，野草的形象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没有现成的语言来描述，非得要想出自己的话和有自己的想法才行。他把论述野草的段落改写了三次，最后终于满意了自己的发挥——野草的形象是矛盾对立统一的产物：它集合了天地之精华、阴阳间的正气；它融会了物质与精神的丰富、灵魂与肉体的结合；野草是生和死的赞歌，歌颂生命的无限充实和伟大。总言之，野草是充满无产阶级唯物主义精神的、具有进步意义的象征。

他把这五页捉刀代笔的读书报告交给了吴曼娜，让她再加点自己的词在里面。他本来还想嘱咐她要用质量好的纸，把每一个字都工工整整地抄在上面，转念一想又没有说。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应该明白这个报告的重要性。

她没敢耽搁，一个字没改地把报告抄写了六页纸，连同诗集一起寄给了魏副政委。

然后就是长时间的等待。

吴曼娜和孔林以为魏副政委会马上写来回信，但是三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音讯。两人都很焦急。

与此同时，吴曼娜感觉到周围的人们对待她不一样了。医院领导经常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时常会有哪个护士意味深长地盯着她，好像在说：“你咋就那么有福气。”有一次吴曼娜偷听到一个护士在和其他人议论：“我没觉着她有啥比别人强的地方。”医院里那些随军家属更是特别关心。一个问她：“你啥时去哈尔滨呢？”另一个提醒她：“别忘了寄喜糖来。”有人这样议论魏副政委：“那老头艳福不浅。”有几个人则反复地说：“孔林也怪可怜的。”

遇到这样的情况，吴曼娜都是不吱声，因为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不清楚魏副政委对他们的关系认真到啥程度，听到这些话只能令她沮丧。即便魏副政委将来要娶她，这种没有爱情基础、组织上安排的婚姻也未必会幸福。如同她多次对孔林说的那样，她觉得魏副政委更像一个叔叔，而不是爱人。像他这把年纪，可能连孩子都种不上。她常常想要不要在离开木基之前让孔林把她弄怀孕，但是她实在羞于张这个口，心里也知道他绝对不肯这么干。这样对她来说也是非常冒险的——一旦魏副政委发现她已经怀孕，他可能会把她打发回医院，或者让她转业。

寄出读书报告的第二个星期，吴曼娜开始让孔林教她骑自行车。如果她将来去哈尔滨，会骑车是必不可少的技术。她和孔林都没有自行车。幸运的是，孔林的室友田进有一辆“小金鹿”。田进因为整个夏天都随计划生育医疗队待在乡下，这辆自行车也就闲在宿舍里。他们可以用“小金鹿”练习骑车，但是不能把车磕碰坏了。还有一个问题：他们不能在医院大院外面练车。可是在大院里面练，当着那么多人让孔林扶着后车架，帮着她掌握平衡，吴曼娜会非常不好意思。几乎没有成人不会骑车子的。吴曼娜因为是个孤儿，没有机会学罢了。

她和孔林在天黑以后开始在医院的操场上练习，这样看见他们的人会少一些。她开始摇摇晃晃地踩着自行车的脚蹬子，他在后面不停地说：“眼睛朝前看。别老想着车轮子。”

“我看不了啊。”她尖声叫着。

“你眼睛往哪儿看，轮子就向哪儿走。看点远处的东西。”

“这样吗？”

“对，现在就挺好。”

她学得很快，两个小时不到就能歪歪扭扭地骑起来。但是她自己不能上车，上去之后又下不来。他总得一路小跑着跟在后边。每次她想下车，他就上去帮她把车停住。她越想躲什么，就偏撞上什么。一次是冲上足球大门的立柱，另一次是碾过一个装满教练手榴弹的木箱子。自行车的链条也被她蹬掉了好几次，每次孔林都鼓捣半天才把链子重新装上。

虽然吴曼娜练得满头大汗，但是开心得很。两人看时候不早了，该回去了，她竟然提出要自己把车子骑回宿舍。

孔林看看天色已经黑了，嘱咐了几句要小心，就扶她上了车。她蹬一下晃三晃地把车骑上土路，孔林在后面一会儿小跑一会儿迈着大步跟着。不知道什么地方在烧木头，弄得夜色里满处都是淡淡的青烟和焦炭的煳味。蛾子和小咬聚在路灯周围飞蹿旋转，路灯后面的树叶子黑乎乎的一片。吴曼娜掉过头，对着孔林大嚷：“我会骑自行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