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孤独的青春（第9/10页）

在山谷街的木围板旁，一只饥饿的猫蹑手蹑脚地走过。法院的钟声敲过6下以后，8个黑人劳工，工装裤的裤管被水泥糊得硬邦邦的，就像孤身行动的动物一样从远处踩着沉重的步子走来。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提着一只很小的猪油桶，里面装着他们的午饭。

与此同时，在附近一带还发生了下列事情：

基督教长老会第一教堂牧师H.M.麦克雷博士，现年58岁，冲洗完他干瘦的身体后，穿了上浆洗过的白衬衫，外面套上了硬挺的黑上衣，刮过那张洁净、并不显老的面颊后，他从寓所走下楼，开始吃他的早餐。早餐有燕麦粥、烤面包、热牛奶。他心地纯洁，为人正派，他的信仰和生活都像用砂纸打磨过的木板那样干干净净。他每次做30分钟的祷告，祝福所有人都能万事顺利。他就像一束永远照耀着仁爱与死亡的闪光，他的布道沉稳而富有激情，如同钢铁一般坚定。

自由大街上弗兰克·恩格尔医生开的疗养院和土耳其浴室里，J.H.布朗先生，这位富有的体育爱好者、《阿尔特蒙市民报》的发行者，现在已经进入了梦乡。他刚才还在蒸汽间里闷了5分钟，在澡盆里泡了10分钟，然后又在按摩室里躺了30分钟，接受了外号为“上校”的安德鲁（恩格尔的男人按摩师都知道这个称呼）从头到脚、近乎专家式的整骨疗法治疗。他的脸油光发亮，他的脚患了痛风病。

在大街的对面，即自由大街和联邦大街的拐角处，炮台山的山脚下，阿尔特蒙俱乐部楼上的中央大厅里，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黑人正睡眼惺忪地把散落的扑克筹码重新收好放进盒子里。打牌的客人们刚刚离去。他们是伍德科克先生、斯蒂克立里德先生、小亨利·彭特兰先生、纽北克先生（已退休），来自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还有上面提过的J.H.布朗先生。

“我的天哪，本恩，”哈利·塔格曼一边从安尼德三号餐馆走出来，一边说着，“当他们把那个老家伙从衣橱里拉出来的时候，我都快气疯了。他在报上写文章大谈净化社会风气以后，我也气得够呛。”

“要是塞维尔法官派人把他抓起来我也不会奇怪的。”本恩说。

“哎，那是不用说了，本恩，”塔格曼急切地说，“背后完全有伊丽莎白皇后在支持呢，没有什么她不知道的，对不对？我的天哪，我敢说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没了动静。他不敢再在办公室外露面了。”

在位于圣克里门路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女校里，院长特莱撒修女脚步轻轻地检查各个宿舍，每到床前她就会掀起窗帘，让果园的樱花、苹果花轻轻地飘进屋子里，落在好似林间空地里的玫瑰花一般熟睡的女孩子身上。她们湿润、微启的小嘴轻声地呼吸着，晨光恰如玫瑰花瓣洒落在她们枕边的手臂上，洒落在她们年轻、苗条的身上，洒落在她们含苞待放的粉色胸脯上。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个胖乎乎的姑娘伸展四肢仰躺在那儿，肥厚的嘴唇间传来沉重的鼾声。她们还有一个钟头的睡觉时间。

特莱撒修女在两张小床之间的白色小桌上发现了一本摊开的书，是某个人头天晚上因疏忽而留下的。她脸上棱角分明，长着灰色的睫毛，在读过罗伯特·钱伯斯所撰的《习惯法则》以后，她的脸上露出了浅浅的笑容——她用粗糙的手指抓起铅笔，写了一行参差不齐的字母：“伊丽莎白，这是垃圾——不过你自己看吧。”写完后，她温柔、坚定地走下楼，来到了书房。在那里，鲁易丝修女、玛丽修女，还有伯妮丝修女正等着她开早晨的教师会议。散会之后她坐在桌子前面写了一个小时的书稿，这是为学校孩子们撰写的浅易《生物学》——书出版后一纸风行，她很快就声名鹊起了。

接着宿舍里的钟声开始响了起来。她听见楼上年轻的姑娘子们高声的欢笑。她站起身来，看见一位名叫艾格尼斯的年轻修女正从墙边的李树下走来，手里捧着一大束鲜花。

在比尔本山谷底部，忽然从钢轨上传来轰隆隆的声音，火车汽笛尖声地鸣叫着。

市政厅下面那个斜坡的地窖里，市场的小摊子已经开张。系着围裙的屠夫挥着砍刀将骨头剔取下来，然后把肉块重重地扔在暗斑纸上，待草草包扎完毕后，便甩给站在一旁送肉的黑人孩子。

那位自尊心很强的黑人J.H.杰克逊，站在自己的方形菜摊子后面。他身后是两个神情严肃的儿子以及戴着眼镜、商人模样的女儿。他的周围都是宽大、斜摆的水果和蔬菜架子，这里散发着泥土和清晨特有的味道——一个大且布满褶皱的生菜、胖胖的小萝卜上还沾着泥巴、刚从菜园里出土的洋葱、新鲜芹菜、春天上市的土豆、还有佛罗里达的薄皮柑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