绒毛般的呼吸（第5/9页）

我和卢卡站起来，准备去工作。

那天晚上我再次前往机场接一个来自津巴布韦的诗人。是一个非洲诗歌节的编辑向我们推荐了他。编辑说那个诗人住在一个小村子里，是那里的牧师，同时也是村里煤矿厂的爆破专家。到了晚上就在火堆旁朗诵自己写的诗，跟他的生活一样，他的诗也很简单。我们收到的作品中，其中一首写的是一个男人，在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选了一个十字路口蹲了下来，等待汽车丢失的轮毂罩，就这样等了一个又一个，直到集齐了五个，好拿回家当吃饭的盘子用。

诗人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当我们来到机场的到达大厅时，一直瞅着四周。坐在汽车里，我试图跟他交谈，他用很初级的英语给我讲两天前在津巴布韦南部的小村子里开始的旅行，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出过国。

从前我们也接待过来自偏远地区的诗人，他们住在萨赫勒的土屋里，或者来自智利的农村，四处都是绵羊。也有的诗人选择了一种孤单的生活，远离文明，在大自然中创作，被五行包围，比如中国诗人寒山。寒山住在一座大山里，在岩石壁、石头和树上写诗。

有时候仿佛是我们用钳子把一个诗人从居住的环境里夹了出来。到了鹿特丹，他们得适应晚上的灯光和高楼外呼呼的风声。

我必须给来自津巴布韦的牧师兼爆破专家解释什么是消费券。在他住的村子里，有时人们得花一整天的时间才能找到水源。当他弄明白消费券的作用后，便走向吧台，看着那些酒瓶。他只是耳闻，还从来没尝过酒的滋味。

就跟第一次吃冰激凌似的，只是少了几分单纯。诗人把消费券全都喝光了，在开幕式即将开始时，他也醉得差不多了，节目进行的过程中便进入了梦乡，打呼声超越了格鲁吉亚诗人朗诵的声音。节目制作人得扶他登上舞台的阶梯。

开幕式的晚上，我们只让每个诗人念一首诗。有的观众觉得太少了，还有应邀来参加开幕式的嘉宾觉得我们把诗人从世界的一端请到另一端，只为了念一首诗，多少有些夸张。不过对这个喝醉了的爆破专家来说，对着话筒连续说出两个字都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他在诗歌节的第三天发掘了威士忌，开始不停地酗酒时，我便把他送进了酒店房间，开始实行软禁。

有时候就得严厉一些，要求也要讲得清清楚楚。在世界诗歌节工作的那些年，我大概见过1500名国际诗人，每年都有一些难缠的。不是要一个比其他人更好的房间，就是要求只跟诗歌节的董事用餐，还有拒绝跟节目制作组的女工作人员握手的。

在斯特鲁加，荣誉嘉宾每天晚上都跟诗歌节的董事在德林宾馆的餐厅里用餐，桌子也是事先预留好的。几年后，我在柏林艺术学院的休息室里听说，有两个诗人同时参加了在迪拜举行的一场诗歌节，却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方。一个诗人住的是酒店的总统套房，拿到了一万美金的酬劳。而另一个诗人入住的房间连窗户也没有，在一个几乎没什么观众的小厅里朗诵自己的作品。

世界诗歌节付给每个人的酬劳是一样的，也没人会得到什么优先照顾。理查德·海曼从一开始就立下了这个规矩，维克多·拉尔森将其继承了下去，有一天我也会一如既往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津巴布韦的诗人终于睡醒了，我去酒店里接他。他在房门前拥抱了我，并拒绝在休息室里为他准备好的一叠消费券，晚上和韩国诗人高银一起登台演出。那天晚上一切都顺利极了。外面很热，城里的咖啡馆外面坐满了人，冰激凌店外面排着长长的队。所有人都在聊天、点单。里面，剧院的小演出厅里，在凉爽的黑暗中，众人倾听诗人的朗诵。一半的坐席都满了，不光有固定的观众，那些热爱诗歌的人，还有在最后一刻买票进来的人。他们都很好奇城里随处可见的广告上印着的那几句诗后面到底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来自津巴布韦的诗人站在讲台后面，全神贯注地朗诵自己的作品，就跟创作时的态度一样。高银念诗的声音很轻，仿佛他的作品是用呼吸写成的。观众时而鼓掌，而有时候一首诗念完了，全场仍然一片安静，仿佛交响乐尾声结束后那几秒的沉寂，诗人站在台上一动不动。这样的画面叫人久久无法忘却。就跟贺拉斯诗里写的那样，纪念碑总比黄铜耐用。

这是诗歌节的第四天，夜里，它会悄悄过度到第五天。我们一小群人一起去白薇姿街上的中餐馆吃椒盐墨鱼，天已经微微发亮。坐在我旁边的女翻译的粉色指甲油有些脱落了。她告诉大家她的老公跟一个女诗人跑了，而且还是她把女诗人介绍给了老公。一个乌克兰诗人盯着眼前的筷子，最终还是决定用手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