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第8/9页）

“你想要孩子吗？”她突然问。

“我才二十四岁。”我说。

“正是好年龄。”

“生孩子的好年龄？”

“不止生孩子。”

“我觉得家庭生活不适合我。”

“我以前也这么想过，”她盯着我的眼睛，说，“直到为时已晚。”

我避开她的眼神，看着那根跳动的神经，那仿佛是无比完美的脸庞上的一道裂缝。

“不过男人没有那方面的问题。”

我想到西门·福斯特代克，一生写了二十四本诗集，年纪大了还添了一儿一女，妻子比他小四十岁。

琼把椅子往后挪了挪，看来是准备回家了。我和她反方向，提出送她回绅士运河。

“不用，”她说，“真的不用。”

突然我们之间出现了些许尴尬的宁静，仿佛是我提出了什么无礼要求。其实不是这样的，只不过她是一个叫人难以告别的女人。

“拜拜。”琼说。

我们出版的大多数诗集总能卖掉个五百册，有时候会少一点，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销量也有很好的时候。从公司盈利的角度来看，诗集完全没意思，然而它们却代表着出版社的另一种价值，能决定出版社的名声。诗歌里蕴含着伟大，我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让社里的诗人得到各种奖项的提名。为此，我得和评委会成员搞好关系。寄诗集的时候，附上一封信也很有用。或者一起吃个午饭，在席间脸不红心跳不加速地念上一个诗人的作品。

“你这是在收买我吗？”一个女评委会成员问。

“我怎么敢？”

“我觉得你敢。”

“我经常跟同事们在餐厅里用午餐，这也是我的工作。”

“那我是你的同事吗？”

“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我说，“不同的等级和利益是没错，然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样的。”

“什么目标？”

“我们都在为文学服务。”

“所以由你来买单？”

“买单的是出版社，”我说，“罗伯特·贝伦德森。”

我在信用卡小票上签了个字，把笔又放回白色的桌布。

“你也跟其他委员会的评委吃饭吗？”

这是在故意为难我，从她的上嘴唇我就能看出来。

“评委会主席还在我的名单上，”我说，“我要请他去一家贵一点的餐厅，你有什么建议吗？”

“精益求精吧，一星米其林餐厅。”

“不错。”

“我还需要一条裙子。”她说。

“去参加颁奖仪式？”

“没错，”她说，“还有一双高跟鞋。”

她再也无法抑制，笑了起来。

社交就跟调情一样，就是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而已。主旋律并不围绕着你，而是诗人和他的诗集，然而没人能保证成功。最终奖项还是颁给了另一个诗人，一个有名的诗人。这样的选择很保守，就跟多数大奖一样。

颁奖结束后那个跟我吃午饭的评委走了过来。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真丝裙子，露着后背。

“怎么样？”她问。

“这条裙子比那个获奖人美多了。”

为了吸引新诗人，我和社里的几个诗人一起创办了一本诗歌杂志，是月刊，也包括了翻译的诗歌。为此我又跟世界诗歌节有了联系。自从海曼去世，我就没再去过他们的办公楼，不过诗歌节我倒是每年都去。

新董事的年纪比海曼大一些，不过对诗歌的挚爱并没有丝毫的减少。他名叫维克多·拉尔森，穿着一双漂亮的皮鞋，由棕色和深绿两种颜色组成。写字台旁边的篮子里躺着一只哈巴狗。拉尔森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我，仿佛一双小女孩的眼睛。

维克多·拉尔森坐在一张木办公桌前，海曼曾经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写信。诗人的画像仍然挂在墙上，有克拉尔·詹尼斯、希姆斯·汉尼、赫尔曼·德·科尼克、玛格丽特·安德武、汉斯·马格纳斯·安泽思贝格、莎拉·科尔斯、托马斯·托兰斯特龙穆尔。局外人是认不出那一张张脸的。他们都曾经站在世界诗歌节的舞台上，当然远远不止他们，来自世界各地的诗人都曾登上过那个舞台。那一本本没有封面、装订成集的书放在柜子里，不同的年份就有不同的颜色。这些书仅供内部使用，总印量很少，不到十本。有时候还能在其中找到一两个“古董”。书里涵盖了世界诗歌节上朗诵过的所有诗作，既有原版，也有译文。印刷的纸张比较厚，版本也比较大，不过读起来感染力丝毫无减。

除了书还有无数的录音带，从1969年第一届诗歌节开始，所有的朗诵都被录了下来。海曼经常让我戴上耳机，说：“听，这是1973年的。”我听着磁带开始播放，发出沙沙的声音，接着就出现了诗人的声音，还有那些我听不懂的语言：中文、西班牙语、挪威语。不过对我而言，听着这样的韵律、音调，享受着这般宁静，仍然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