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想法”（第8/9页）

海曼喝了一口白葡萄酒，接着说：“保罗的妻子叫贝比·布罗姆，真是个好名字！我挺想知道他们还在不在一起。”

海曼时常给自己提问，要不就是指着人群中的一对男女，小声说：“他的老婆能说出不少诗人眼睛的颜色。”

我跟他聊最近读过的作品，聊那些他熟知的诗人，还有那个尖鼻子女孩。

“你恋爱了？”海曼问。

“我也不知道。”

“你还想再见到她吗？”

“当然了！”

他笑了，问：“那你给她念诗了吗？”

“还没来得及。”

服务员端来了第二道菜，是一小块鲻鱼，在汤里游泳。除此以外还有羊耳朵，一种用黄油、柠檬和龙蒿组成的调料。服务员在介绍这些菜的时候一点也不打顿，熟练极了。跟接下来上的菜一样，这些菜的味道好极了。这就是海曼的世界，闪闪发亮的蜡烛，精美的菜肴，一个随身带着的雪茄盒，还有饭店里插着各种鲜花的大花瓶。

吃完饭服务员帮我们穿好外套，说：“海曼先生，再见。”

“再见，马塞尔。”

我们站在路边，我很高兴，可能是因为刚刚下肚的葡萄酒。海曼是走过来的，我骑车。我好想拥抱他，看见那个服务员站在门口，望着我们。

那个拥抱等了好多年，突然就来不及了。一开始他只是声音沙哑，嗓子疼，一年半后才确诊，得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随之而来的还有抽筋和肌肉颤抖。海曼有时掐着小腿，脸上写满了疼痛。医生除了给他注射肌肉软化剂，别的什么也做不了。预计他最多能活三年，还不包括确诊的那段时间。

我依旧去他的公寓里看他，站在那扇面对着花园和大树的窗户前。他坐在轮椅上，叹息着那些已经无法说清的词句，就连下咽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确诊，他就放下了手头的工作，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身边的人。海曼说：“这病治不好了，只会不断恶化。”也许这比死更让他无法接受。

海曼生命的寒冬来得就像一场暴风雪。肌肉不断萎缩，大脑传送出来的信号无法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最先瘫痪的是腿，然后就是手臂，生活已经到了无法自理的阶段。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没有打领带的海曼。一个苏里南护士负责照顾他，兴许是她不知道该怎么打领带结，又或者是她不知道海曼有打领带的习惯。海曼说不了话，没办法告诉她。

他完全说不出话来了，那朗诵了无数首诗的深沉动听的声音就这么消失了。背诗不仅仅是他的才华，也跟原则有关，跟信念有关。孩子们在学校里背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海曼认为那是一种不可原谅的罪，那些诗人，和他们笔下的诗句是海曼生活的基础。虽说那些诗他已经朗诵不出来了，却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脑海里。他的精神并没有被疾病侵袭。当他看着窗外时，诗人们便一个接一个地从他眼前经过。有湖畔诗人、济慈，还有狄金森，那些润滑的词句和好多别的名字：聂鲁达、米洛斯、里尔克。啊，里尔克的作品《先生：时间到了》是多么安抚人心啊！

一个没有诗歌的生命便缺失了几分美好。

我几乎每天都去看海曼，跟他谈我博士论文的进度。我大学毕业后，便去进一步研究那些从来不透露姓名、也不露面的诗人和作家。可是我写不下去了，也不明白自己究竟在找什么。我不再去大学，也已经有两个月没碰论文了。

海曼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我，那是一双苍老的眼睛，然而海曼永远不会成为那个老人。要是他能讲话，会说些什么呢？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呢？他肯定会提出非常英明的建议，要不就是能贯通一切的道理。会好的，时间会解决一切问题。我得笑看人生，时而点头，时而热泪盈眶，泪珠从眼眶里落下，最终慢慢地落进了嘴里。

来看海曼的人很多，大多是女人。她们带来鲜花，插进花瓶里，还为他梳头，帮他系上领带，搀他坐进轮椅，推着轮椅去公园或者码头走一圈，巨大的轮船停靠在码头，马达声轰轰作响。那些女人穿戴讲究，有的四十几岁，有的明显比海曼年轻，我不知道她们跟海曼到底是什么关系。我经常想问他，有时候在餐厅里，有时候在深夜的咖啡厅里：“你究竟有多少个女人？”不过他从来不谈论这个话题，所以我怀疑他是否愿意揭晓问题的答案。

他走后的几个月，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在海曼无法动弹的日子里曾经帮他梳头的女人。她走向一群孩子，张开双手，手里捧着好些栗子，犹如闪亮的珠宝。孩子们总是挑最大的。除了孩子她也给成年人，比如在她眼里孤独的女人和跟她一样有着几分神秘感的男人。我注意到她的连袜裤是藏青色的。她是海曼的情人吗？海曼曾经追求过她吗？她留着一头灰色的卷发，脸庞的颜色较深，散发出一阵暖意和年轻的气息。我试图想象：在海曼家里，说得具体些，在他的卧室里。海曼坐直了身子，背后垫着一个枕头，正在为她念诗，这是那一天他念的最美的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