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想法”（第6/9页）

大多数时间我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读英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杰弗里·乔叟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和《特洛伊罗斯和克里希达》。我选择了另一种生活，跟包围着僧人的宁静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会遇到趴在厚厚的书上的年轻女子。一个女孩子坐在我对面，读莎士比亚的悲剧。仅用了几年的时间，莎士比亚就写出了世间最沉重、最伟大的作品《奥赛罗》《哈姆雷特》《李尔王》和《麦克白》。在海曼眼里，这些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戏剧作品，深入灵魂，却没有《理查德三世》中繁杂的服饰和无数叫人迷惑的人名。在《麦克白》之后，莎士比亚还写了几部浪漫戏剧，不过那些便失去了原先作品中的深度。

那是一个金发女孩，小鼻子尖尖的，来自布拉邦德省一个名叫沃雾的小村子。第二天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她就说：“你睡觉的时候怎么动得这么厉害？”

“我梦见我们做的事了。”

她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很纯洁，很年轻。也可能是因为她的小鼻子，和那微微上翘的鼻尖上的雀斑。在伸腰的那一刻，她就变成了一个小女孩。

她不许我出声，因为她的室友已经睡了，墙壁薄得跟硬纸板似的。昨晚我们在一家咖啡厅喝完酒，她就把我领回了家。一开始只喝了一杯，接着就是一瓶。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吃点东西的，然而最终酒赶走了饥饿，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饥饿。

“你来骑车吧。”她说。

我在阿姆斯特丹还没有自行车，去哪儿都用走的。而现在我可以骑在一辆被刷成黄色的女士自行车上，后面还带着个女孩。她的腿悬在车子左边，汽车灯照在反光灯上，好亮。

我在一个书架下面失去了童贞，书架上摆着一本日记，日记两旁分别是叶芝和艾略特的作品。她用手捂住了我的嘴。十五岁那年，她就失去了童贞，那是个坏男孩。这些是我们早上肩靠着肩醒来时，她告诉我的。那个男孩比她年龄大多了，跟她最好的朋友也睡过。她曾经希望那会是一种非常特别的体验，一种只能赐予他人一次的感受。第二次就好多了，是另一个男孩，也住在沃雾，最终选择留在了村里。他有一辆超酷的德国尊达摩托车，头发总竖得老高。

我不敢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做爱，整个上午我们都赖在床上，亲吻，又做了两次。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六，晴天。母亲在店里卖冰激凌，父亲给客人泡咖啡，弟弟把牛奶、糖、蛋黄和磨碎的杏仁倒进汽缸里。

星期天我坐火车回家，脑子里不断想着劳拉的小蛮腰。我亲吻了她，这是一种比自我还强大的欲望。

“你干吗呀？”

我不知道，也没有别的选择，我的心怦怦直跳，就跟有人紧握拳头用力敲门似的。

“好痒啊。”

我亲吻了她身体上最白的地方，直到她轻声细语却异常坚决地说：“我要你进来。”

卢卡看出来了，我敢肯定。当我走进店里时，他刚好拿着一盒几乎成了白色的菠萝冰激凌从厨房里走出来。我们四目相交，他那深色的眼睛仿佛两颗黑橄榄，他肯定知道。这种事有时候是可以看出来，甚至闻出来的。那是一种热气，透着某种现象。有时候我在去国际诗歌节的路上，太累了不想读诗，就会跟自己玩个小游戏：试图去猜谁做过爱。一大早的飞机上是观察的最好时机。那一张张清醒的脸，有的脸蛋微微泛红，还有的女士刚洗过头发。接着再去看那些小小的眼睛和眼睛下面的眼袋。闹钟把他们从熟睡中叫醒。有的人会故意把闹钟早开一小会儿，好在闹钟响了之后再赖一会儿。那些要去上海出差的男人，妻子粘着他们的身体，爬到他们身上。还有那些赶时间的空姐，和不愿放她们走的男朋友。男朋友把空姐的裙子撩起来，从后面进入头发还湿淋淋的空姐的体内。有一次，我在坐火车去机场的路上，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的空姐正在擦衣服上的斑点。

我担心弟弟手中的冰激凌会摔到地上，然而他却跟没事儿人似的走向店里，母亲正在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顾客挖冰激凌。弟弟把冰激凌放进透明的柜台里，转过身，走向了厨房。这一次他回避了我的目光。

母亲叫我去帮忙，我点了点头，穿上了围裙。看来今天应该会挺暖和的。

“你是有负罪感才来帮忙的吗？”父亲看见我，问。

“不，我是自愿的。”

“今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开始做冰激凌了。”

我知道，从父亲睁不开的眼睛和眼睛下面的眼袋我就能看出来。我看到的只是眼睛和眼袋，没有别的，我也不想看到别的。我走到外面，站在一对坐在大太阳下的夫妻的桌子旁，女人说了两次要点的东西。现在已经是夏天的尾巴了，感觉跟春天似的。“心在跳，却不在这里。”这是诗人布罗姆在《春季里的第一天》中的诗句。我想着劳拉，想着那小鼻子上的雀斑和那个小蛮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