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想法”（第5/9页）

“因为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

“你为什么觉得世界诗歌节这么重要？”

“重要的不是诗歌节，而是我。”

我试图从自己的角色来解释，世界诗歌节之所以隆重，就是因为不是每个想上台的人都能如愿的。这种独立的地位叫我们非常自豪。我们没有赞助商，没有市长、大使馆和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也没有干涉节目单的领导。

海曼常把世界诗歌节跟亚历山大的灯塔做比较，说：“我们是一个启明的先例。”要是说这话的人是我，诗人们准会因为我的傲慢狠狠地揍我一顿，而海曼说什么都行，还能经常把众人逗乐。他对约瑟夫·布罗茨基的模仿简直出神入化，一样的口音，天籁般的朗诵。倘若布罗茨基听到，应该也会大笑起来。许多国际国内诗人曾在海曼位于西海大坝的公寓里享用晚餐。公寓建于三十年代，属于新海牙派。地下室从前是仆人的房间。有时他会拿着一堆诗集，躲进地下室尽情阅读。一到夏天，就会坐进种满玫瑰和白色绣球花的公共花园里。

“你得做出选择，是把生命献给诗歌还是冰激凌。”他说这话时，我十八岁。那天我们坐在草坪上圆圆的铁桌前，桌子上摆着一瓶冰镇葡萄酒。

我的父亲是卖冰激凌的，父亲的父亲也一样，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白手起家。他们的大拇指都一样，长满了老茧，又结实又有力。我四岁那年，就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冰激凌，梨子味的。父亲眼里噙着泪说，骄傲地说：“你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冰激凌机器。”我长大了，懂事了，开始剃胡须，谈恋爱，在他的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卖冰激凌的。

我说：“我要打破家族传统。”

“这正是我担心的。”

海曼喝了一口酒，看着我，眼神里透着几丝年轻。他那剃得光滑的脸蛋，一骑车就变得通红。他的头发还留有一丝金色，跟娃娃菜的颜色差不多。他的手时而会穿过那头浅浅的金发。

就跟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似的，海曼突然说：“恭喜你。”说完便笑着举起酒杯。我们举杯庆祝，阳光透过金色的液体。

“幸运仿佛冒失鬼。”

“拒绝害怕的人。”

这是著名的罗马诗人的诗句。那天晚上我待在冰激凌店里，不敢宣布夏天过后要去阿姆斯特丹学英国语言文化的决定。我感觉自己是个叛徒，背叛了父亲、卢卡，还有直到午夜还拿着勺子的母亲。她挖冰激凌弯腰的样子就跟农民收割土豆似的。

在长满了玫瑰和绣球花的花园里，我感受到一种自由，从过去和传统中挣脱出来的自由。看起来我跟传统的牵连算是割断了，不过那只是表面现象而已。事实上那张网还是完整的，只是很薄很薄，几乎到了透明的程度。我永远无法彻底切断那种牵连，只不过那时的我还不知道罢了。就这样，我跟冰激凌店的距离越拉越大。我去大学里上课，搬到了阿姆斯特丹，还在托法尼冰激凌店打了一份工，然而家庭的那张网还是牵连着我的生活。

“去托法尼冰激凌店打工？”父亲大叫起来，“你疯了吗？”

“我需要钱。”

“他们来自巴尼迪鲁卡，是托斯卡纳人！”

大多数在荷兰卖冰激凌的意大利人来自维多或者维纳斯，至少是出自卡多雷山谷地区的，都看不起托斯卡纳人，觉得他们是一群只想靠卖冰激凌来发财的人，从前都以卖画为生。他们只会模仿，冰激凌的质量也不好，至少来自卡多雷开冰激凌店的意大利人都是这么想的。

“他们之所以让你在那里打工是为了盗取我们的配方，简直就是一群贼。”

“我不做，只卖冰激凌。”

“也卖面包吗？”父亲鄙视地问。

托法尼店里除了冰激凌，还有三明治。那家人在阿姆斯特丹还有另一家冰激凌店，在那里还可以买到薯条。在父亲眼里，再也没有比满是油烟味的冰激凌店更糟糕的了。

“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有一次父亲坐在饭桌上抱怨托法尼时问，“是打算卖从机器里直接出来的奶油冰激凌吗？”

看来我打工的对象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一群冰激凌界的野蛮人。

卢卡不再跟我说话。我在店里的时候，他就装作看不见我，要不就是躲在厨房里做冰激凌。他得工作，因为我不愿接手这家店。他要让我看到并且意识到这个事实。

只有母亲问我的学习，想知道托法尼家的冰激凌味道究竟怎么样。

“他们的水果味冰激凌不如我们家的，”我说，“不过松子味的叫人无法抗拒。”

大学里的学习跟我预想的完全一样，所有科目都是用英语讲授的。课堂上，老师们用跟海曼一样的热情谈论他们的专业。有时学生们被分成几个小组，一起研究文学作品。有基德的《西班牙悲剧》、马洛的《法斯图斯医生》，还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那一刻，我仿佛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个贵族，说话的语气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变得既狂野又崇高。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热爱这个专业的，一个月后有的学生就去了别的院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