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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绷带都湿啦。有谁能开个灯吗？”

这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我们谁也站不起来。我把大拇指按在铃钮上，一直到麻木为止。说不定那个护士已经睡熟了。她们肯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么一天又一天的，大家都劳累过度了。再加上固定要做的祈祷。

“我们要不要扔一个瓶子？”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尔问。

“她既然听不到铃声，就更不会听到这个了。”

后来，门终于开了。那个老太婆愁眉苦脸地出现了。当她一看到弗兰茨的情况，便忙乱起来，说道：“为什么没有人来通知我啊？”

“我们是按过铃的。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路嘛。”

他血出得很厉害，她就替他包扎起来。到了早晨，我们看看他的脸，那脸已经变得瘦削蜡黄，而在前一天晚上，他看样子差不多还是很健康的。现在，一位护士便经常进来了。

有时候来一些红十字会的志愿护士。她们都很和蔼可亲，可就是往往粗手笨脚。给我们换床的时候，她们常常弄疼我们的伤口，接着她们又觉得很害怕，结果反而又把我们弄得更疼了。

修女就比较可靠。她们懂得该怎样对待我们，不过如果她们能再活泼一点，我们就会更加欢喜了。她们中间确有几个人富于幽默感，她们是了不起的。谁都愿意给利贝廷护士帮忙，这个了不起的护士，她把欢乐的气氛散布在整整这一侧的病房，哪怕只是远远地被望见。像她这样的人，这里还有好几个。我们愿意为她而赴汤蹈火。一个人实在不能抱怨了，因为在这里，修女们简直把他当作平民百姓来看待。只要想一想那种卫戍医院，就会叫人焦虑不安。

弗兰茨·韦希特没有恢复健康。有一天他被抬走了，以后就没有回来。约瑟夫·哈马赫尔对这件事十分清楚：“我们不会再看见他了。他们已经把他送到‘死屋’里去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死屋’？”克罗普问。

“啊，就是垂死病房——”

“那么，那又是什么呢？”

“医院这一侧的拐角上一间小屋子。凡是快要死去的人，就被送到那里去。里面有两张床。通常被称作垂死病房。”

“可是，他们干吗要那样做呢？”

“送去以后，他们就没有很多事可做了。而且也更加方便，因为它就靠在通往太平间的电梯旁边。他们这样做，或许也是为了别的病人，为了不让病房里的人有谁由于同情而死去。而且，如果他只是单独一个人的话，他们还可以更好地照料他。”

“可是他自己会怎么样呢？”

约瑟夫耸了耸肩。“一般来说，他也不太在意了。”

“那么，是不是人人都知道这些事呢？”

“凡是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一点的，当然都知道。”

下午，弗兰茨·韦希特的床上新来了一个病人。两三天之后，他们又把这个新来的人抬走了。约瑟夫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我们看见很多人进来又出去。

常常有些家属坐在病床旁边，流着眼泪，或者困窘地轻声谈着话。有个老太太不愿意离去，可是她总不能通宵待在这里啊。第二天清晨，她一早就来了，然而她还来得不够早咧，因为当她走到病床跟前的时候，那上面早已躺着别人了。她只好赶到太平间去。带来的苹果，她就分给了我们。

后来，小彼得的病情开始恶化。他的体温记录卡看上去很糟糕。于是有一天，一辆平板手推车就在他床边停住了。“到哪儿去？”他问。

“到包扎病房去。”

他被抬了出来。可是那位护士却不该为了免得自己跑两趟，把他的军服上衣从挂钩上拿下来，一起放在手推车上。彼得马上就明白了，便试图从手推车上滚下来。“我要留在这里！”

她们把他按了下去。他从那被打穿的肺里有气没力地唤道：“我不愿意到‘死屋’去。”

“可我们是去包扎室啊。”

“那你们又为什么要拿我的军服上衣呢？”他不能再说什么了。嗓音既沙哑又激动，他嘟嘟囔囔地嗫嚅着。“留在这里！”

她们没有理睬，就把他推走了。车到门口，他又想挺起身来。他那长着黑色卷发的脑袋摆动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还会回来的！我还会回来的！”他哭叫着。

门关了。我们都很激动，可是大家都不吭声。最后，约瑟夫才说：“好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人一进到那里，就怎么也出不来了。”

我动了手术，呕吐了两天。我的骨头无法愈合了，医生的秘书这样说。另外有个人，骨头长弯了，后来又断了。真是倒霉。

在我们这批新到的病人中间，有两个年轻的士兵是平足。那是主任医生在查看病房时发现的，他高兴极了。“我们马上可以把它们矫正，”他跟他们说，“我们只要做一次小小的手术，那么你们就可以有一双十分健全的脚了。把他们记下来，护士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