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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纷乱极了。没有一个人能睡着。快到早晨了，我才稍微打了个盹儿。醒来的时候，正好天亮。房门敞开着，我听到走廊里的声音。别人也都醒来了。有个人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三天了，他把这个情况向我们做了解释：“在这里，每天早晨那些护士都要在走廊里祈祷。她们管这个叫早礼拜。为了使你们大家都能够分享到福祐，她们就把房门给敞开了。”

这样做，用意的确是好的，却使得我们的骨骼和头颅都疼了。

“有这样的荒唐事，”我说，“正好一个人就要睡着的时候。”

“所有的轻伤病患都在这里，因此她们才到这里来祈祷咧。”

克罗普呻吟着。我很气愤，喊道：“外面安静些。”

一分钟之后，有位护士出现了。她穿着白色和黑色的服装，看去像是一件很好看的咖啡壶的保暖套。“请您把门关上吧，护士小姐。”有人这样说。

“我们正在祈祷，所以才把门开着。”她回答。

“可是我们还要睡觉啊——”

“祈祷要比睡觉好，”她站在那里，天真地微笑着，“何况现在已经七点钟了。”

克罗普又哼哼起来。“把门关上！”我吆喝道。

她完全不知所措了，看样子她根本不理解。“可是我们也正在为你们祈祷咧。”

“那也得把门关上！”

她走了，门依然开着。应答祈祷的吟诵继续在进行。我火冒三丈，说道：“我从一数到三。如果还不停止的话，我要扔东西了。”

“我也要扔。”又有一个人说。

我数到五。然后我抓起一个瓶子，瞄准了，从屋里扔到走廊上。它碎成了上千块。祈祷停止了。一大群护士涌了进来，一起克制地责骂我们。

“把门关上！”我们喊道。

她们撤走了。最先进来的那个矮小的护士现在最后离开。“异教徒。”她嘁嘁喳喳地说，可是毕竟把门关上了。我们胜利了。

中午，医院里的检查员来了，把我们训斥了一通。他拿坐牢什么的来威胁我们。不过，医院里的检査员名义上相当于军粮处的检查员，或者其他佩长剑、戴肩章的任何人员，可其实只是个文职官员，连新兵也从来不当他是一个真正的长官。所以我们就让他讲去。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是谁扔了那个瓶子？”他问。

我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自己承认的时候，有人就说：“是我！”

有个髭须长得立起来的人坐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干吗要自己承认啊？

“是你？”

“是的。我很激动，因为毫无必要把我们都吵醒，我丧失了理智，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他滔滔不绝地谈着。

“你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的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尔。”

那检查员走了。

大家都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说是你干的呢？那根本不是你干的啊！”

他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没有关系。我有一张‘狩猎许可证’[26]。”

这样一说，大家当然都懂了。谁要是有了一张狩猎许可证，那就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是的，”他解释道，“我脑子有点毛病，他们就开给我一张证明，说是我的行动，有时候自己不能负责任。从那时候起，我的日子可过得美了。人家不敢来惹我。也没有人来对我怎么样。我承认是我干的，那是因为那一砸使我很高兴。如果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敞开，我们还砸。”

我们都高兴极了。有约瑟夫·哈马赫尔在我们中间，什么风险我们现在都敢冒一下了。

随后来了那没有声响的平板车，把我们推走了。

绷带粘得很牢。我们好像公牛似的吼叫着。

我们一间屋子里有八个人。彼得，一个长着一头黑卷发的人，伤势最重——肺部中弹，病情复杂。他旁边那个弗兰茨·韦希特，胳膊上中了一枪，开始的时候看上去不是太糟。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喊着我们，要我们按铃，他认为自己在大出血。

我一个劲地按铃。夜班护士却并不来。那晚上我们已经向她提出过相当多的要求，因为我们个个都是新换的绷带，所以疼得很厉害。一个人要让他的腿这样子放，另一个人又要那样子搁，第三个人要点水喝，第四个人又要她把枕头抖松一点。最后，那个胖胖的老太婆恶狠狠地嘟哝着，大声地把门关上了。现在，她大概以为又是那一套，因此她就不来了。

我们等着。后来弗兰茨说：“再按。”

我就按了。她却始终没有再露面。在我们这一侧，夜里只有一位值班护士，也许她正好在别的屋子里忙吧。“弗兰茨，你确认你是在大出血吗？”我问。“不是的话，我们又要挨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