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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毕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她在强迫我说出这句话来呢。“只是……”我又说了，她一定会知道我的意思的。

“那么又是什么呢？”

“因为那些虱子。”我终于吼叫起来了。

她笑了。“它们也该过一天好日子嘛。”

现在我什么都不管了。我爬进了铺位，盖好了被子。

有只手在被子上摸索。是那个上士。他带着雪茄烟走了。

一小时过后，我们发觉，我们在移动了。

夜里，我睡不着觉。克罗普也安静不下来。火车轻声地在轨道上滚动。这一切我还没法理解：一张床，一列火车，家。我低声唤道：“艾伯特！”

“嗯。”

“你知道厕所在哪里？”

“我估摸，在车门的右边。”

“我想去看一看。”车厢里黑乎乎的，我摸到了床边，想小心谨慎地溜下去。可是我的脚找不到一个立足点，我开始滑下来，那上着石膏的腿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轰的一声我便倒在地上了。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能听清楚，”我喃喃地抱怨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面的一扇门开了。那位女护士拿着个灯走了进来，直朝我望着。

“他从床上摔下来啦。”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不过，你没有发烧。”

“没有。”我表示同意。

“那么，你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的。”我把话岔开了。现在，盘问又开始了。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瞅着我，她越是干净和优美，我就越是不能告诉她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又被抬到了上头的铺位上。那固然很好。等她一走，我就得试着再爬下来。如果她是一个老太婆，那么把真情实况说出来也比较容易，然而她是这么年轻，最多只有二十五岁，那就不好办了，我对她不好开这个口。

这时候，克罗普来搭救我了，他不怕羞，别人被弄得难堪他都无所谓。他就去招呼那位女护士。她转过身来。“护士小姐，他要——”可是艾伯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意思无可指责、合乎礼貌地表达出来。在我们前线，只要说这么一个词就成，可是在这里，对着这样一位女士，可他一下子想起了在学校里的情形，便流利地续完了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原来是这样，”那护士说，“不过上了石膏，他不应该从床上爬下来。那么，您要什么？”她转身问我。

对于这个新的转变，我大为震惊，因为那个东西行话叫什么，我毫无所知。那护士倒来帮我的忙了：“小的还是大的？”这种丢人的事！我像猴子一样冒着大汗，狼狈地说：“唔，只要小一点的——”

不管怎么说，这句话至少产生了一点效果。

我拿到了一个瓶子。几小时之后，就不再光是我一个人了，到了早晨，我们对这些事都已经习惯，而且提出什么要求，也一点不觉得什么不好意思了。

火车走得很慢。有时候它停下来，把死了的人抬下去。停车的次数很多。

艾伯特在发烧。我的情况还可以，只是有点疼，不过最糟糕的是，在那石膏绷带下面可能还有虱子。痒得厉害，而自己却挠不到。

整天，我们就是睡觉。田野风光从车窗外悄悄地掠过去。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25]。我从护士那里听到，艾伯特因为发烧，就要在下一站抬下去。“这一列火车开到哪里？”我问。

“到科隆。”

“艾伯特，咱们会在一起的，”我说，“你瞧着吧。”那护士第二次来巡视的时候，我屏住呼吸，把气逼到脑瓜里，脸又胀又红。她站住了。“您觉得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一下子疼起来了。”

她给了我一支体温计，就往前走去。要是我连这点窍门都不知道，那就说不上拜过卡钦斯基为师了。这种军用体温计，没有把有经验的军人考虑在内。你只要让那水银柱子升上去，那它就会停留在真空管里，不再落下来了。

我把那体温计夹在胳膊底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不断地弹它。然后我再把它一摇。我就让它升到了三十七度九。可是这还不够。赶快点根火柴小心翼翼地放在它旁边，使它上升到了三十八度七。

当那护士走回来的时候，我直喘粗气，呼吸很急促，一双呆滞的眼睛瞪着她，烦躁地辗转反侧，轻声地说着：“我再也忍受不了啦——”

她在一张小纸条上把我也记下来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若非万不得已，我的石膏绷带绝不会重新打开的。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车了。

我们住在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里，又是同一间病房。也是运气，这种天主教会医院是以治疗好和伙食好而闻名的。这所医院让我们这一趟列车上的人住满了，其中也有很多严重的病患。我们今天没有被检查，因为医生太少。在走廊里，装着橡皮轮的平板车接连不断地推过去，常常有人直挺挺地躺在那上面。一种糟糕的姿势——像这样让四肢都伸直了——只有在一个人睡熟了的时候，这样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