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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中间还放着一个鹦鹉笼，那是为了装猫而找来的。那只猫也跟着我们来了，它躺在笼子里，面前放着一盘肉，喵喵地叫着。

汽车在路上慢慢地开动着。我们唱着歌。在我们后面，从那眼下已经完全放弃了的村子里，炮弹掀起了一股股喷泉般的泥土。

几天之后，我们被派出去撤离一个村子。一路上我们遇见那些逃难的居民。他们拖着所有的家财杂物，放在手推车上，婴儿车上，或者驮在背上。他们形体伛偻，脸上充满着忧伤、绝望、慌忙和无可奈何的神态。孩子们牵着他们母亲的手，往往有个年纪较大的姑娘领着几个年纪小一点的，他们跌跌绊绊地往前走着，一再回过头来看。有几个还带着样子很可怜的玩具娃娃。他们打我们旁边走过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们列成纵队行进着，法国人对一个还住着居民的村庄当然是不会轰击的。可是过了几分钟，空中呼吼着，大地震颤着，叫喊声响了起来，一发炮弹正好落在殿后队伍里。我们分散开，扑倒在地，可是就在那一霎时，我觉得自己的急智丧失了，这种急智一向使我在炮火底下往往不知不觉地把事情做对。“你完蛋了”的思想，伴着使人窒息和难受的恐怖闪现出来，于是下一刹那，一个打击活像抽一鞭子那样掠过我的左腿。我听见克罗普叫了一声，他就在我的身边呢。

“赶快，起来，艾伯特！”我喊道，因为我们都毫无掩蔽地躺在空旷的田野里。

他踉踉跄跄站起身来奔跑。我紧紧地跟在他旁边。我们必须翻过一道篱笆，这道篱笆比我们的个头都还高些。克罗普抓住一根树枝，我就托住他的腿往上一举，他叫了一声，我便将他一推，这样他就翻过去了。我纵身一跃，也跟着过去，却掉在篱笆后面的一个池塘里。

我们满脸都是浮萍和污泥，不过掩蔽倒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泡在齐颈的塘水里。每当炮弹声嘘嘘地响过来的时候，我们便把脑袋往水里一钻。

这样做了十几次以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克罗普抱怨着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要不我会沉进里头淹死的。”

“什么地方你挂了彩啦？”我问。

“在膝盖那里，我觉得。”

“你还能跑吗？”

“我觉得……”

“那就离开这里吧。”

我们赶到路边的水沟那里，弯着腰，沿着沟一路奔过去。炮火跟踪着我们。这条路通往军火库。要是那个地方爆炸的话，那么我们便没有一个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因此我们就改变计划，从田野里斜穿过去。

克罗普渐渐走不动了。“你走吧，我随后就来。”他说着，便倒了下去。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摇着他。“起来，艾伯特，你只要一躺下来，就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赶快，我扶你起来吧。”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小小的掩蔽壕。克罗普跌了进去，我便给他包扎好伤口。那一枪正好打在他膝盖上面一点点地方。随后我看了看自己。我的裤子血淋淋的，手臂也一样。克罗普用他的急救药包把我的伤口包扎好了。他的腿早已不能动弹，我们两个人都很奇怪，我们到底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只是恐惧，才使这样的事成为可能，我们甚至还会奔跑，即使我们的双脚都被打掉了，我们还能用剩下的残肢来奔跑。

我还能爬这么一点路，便唤住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给带走了。车上装满了伤兵。有个一等兵护理员在场，他在我们的胸口打了一针预防破伤风。

到了野战医院，我们整理了一番，两个人就并排躺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碗稀薄的清汤，我们贪婪又鄙夷地用汤匙舀出来吃了个光，因为我们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是这会儿毕竟都饿了。

“现在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如此，”他答道，“我只希望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样的伤。”

痛得更加厉害了。绷带像火一样地燃烧着。我们喝着，喝着，一杯水喝完了，又是一杯。

“我中弹的地方，在膝盖上面有多远？”克罗普问。

“至少有十厘米。”我回答。其实也许只有三厘米。

“我已经下定决心，”过了一会儿，他说，“假如他们要把我的腿截掉，那我就一了百了。我不愿意一辈子做一个残疾。”

就这样，我们思绪万千地躺在那里，等着。

傍晚时分，我们被拖到了“屠宰场”去。我吃了一惊，便很快想到我该怎么办。因为人人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轻易就动切除手术。在大批伤员源源涌到的情况之下，切除手术要比复杂的修补工作简单得多。我忽然想到了克默里希。怎么说我也绝对不让他们上麻醉剂，哪怕我非得砸碎他们几个人的脑袋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