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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萨克森人停止演唱了，一块弹片扎进了钢琴。后来，我们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便组织大家把东西运回掩蔽壕去。在下一次轰击过后，两个人带着几罐蔬菜，冲过五十米，到了掩蔽壕里。我们看到他们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又是一次爆炸。大家都蹲了下去，随后又有两个人往那儿奔跑，各人带着一大壶最高级的咖啡，在下一次轰击以前到达了掩蔽壕。

随后，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抓起那件杰作：盛在一只大平底锅里的两头棕黄色的烤小猪。一声呼啸，一弯膝盖，他们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留下来要煎好那最后的四个油炸饼。有两回，我不得不趴到了地上，可我毕竟多煎了四个饼，而那正是我最最爱吃的。

于是我抓住那只高高堆着油炸饼的盘子，紧紧地贴在房门背后。嘘嘘地响了一阵，啪啪地爆了几下，我把盘子用双手抱住，压在胸口，飞也似的直奔过去。差不多快要赶到了，忽然有个呼呼的声音越来越响，于是我像一头鹿一样撒腿狂奔，掠过水泥墙，炮弹碎片溅在那道墙上，我在地窖的台阶上摔倒了，臂肘也被擦伤，可是我一个油炸饼也没有丢失，连盘子也没有破。

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这顿饭一直吃到六点。咖啡，我们喝到七点半，是军粮库里那种给军官喝的咖啡，还抽军官抽的雪茄和纸烟，也是从军粮库里弄来的。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大约十点光景，我们把小猪的骨头抛到了门外。随后是干邑白兰地酒和朗姆酒，也都是从那个上帝保佑的军粮库里弄来的，接着又抽了那种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加登认为，眼下只少一样东西：军妓院里的姑娘。

到了深夜，我们听见了喵喵的叫声。一只小灰猫蹲在入口的地方。我们便把它逗引进来，还拿了点东西给它吃。这一下又把我们自己的食欲引起来了。我们嘴里还在嚼着，就躺下来睡了。

可是，那一夜过得很糟糕。我们吃的油脂太多了。新鲜的小猪使肠胃很不好受。掩蔽壕里不断地有人在进进出出。总有这么两三个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还在咒骂。我自己一共出去了九次。清早四点钟左右，我们创造了一个纪录：所有十一个人，卫兵和客人，统统都蹲在外面。

夜里，燃烧着的房子看上去像是一个个火炬。炮弹轰隆隆地飞过去，又哗啦啦地落下来。运送弹药的车队在大街上疾驰着。街道一边，那个军粮库被炸开了。于是那些车队的驾驶员，不顾满天纷飞的弹片，一窝蜂拥进去抢面包。我们也就乖乖地随他们的便。要是我们吭上一声，多半会挨他们一顿毒打。所以我们采取另外的办法。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卫兵，因而了解里面的情况，我们弄来了罐头食品，拿去交换我们缺少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不了好久，这一切反正都会被炸得粉碎的。我们自己从库房里拿了一点巧克力，分成一块一块地吃着。卡钦斯基说，这对吃坏了的肚子有好处。

就这样吃啊，喝啊，闲游浪荡啊，过了差不多有十四天。没有人来干扰我们。这个村子在炮火底下逐渐消失，而我们却过着快乐的生活。只要军粮库还有一部分依然存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巴不得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已经变得过分讲究了，他雪茄只抽半支就扔掉。他趾高气扬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习惯。而卡钦斯基，他是精神最饱满的。每天清早，他的第一声叫唤总是：“埃米尔，把鱼子酱和咖啡送进来。”我们都摆出一副十分高贵的气派，人人都把别人当作是自己的勤务兵，使唤他，命令他。“克罗普，我脚底有点发痒，赶快把那虱子捉掉。”勒尔说道，便像一个女演员那样朝他伸出一条腿去，克罗普就把这条腿抓住了将他拖上台阶。“加登！”“什么事？”“稍息，加登；此外，不要说‘什么事’，要说‘是，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就用歌德的《格兹·冯·伯利琴根》[24]这部剧里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来回答他，这句话他往往能够脱口而出。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调回去的命令。快乐的日子过去了。有两辆很大的汽车把我们运走。那车上高高堆着许多薄木板。可是克罗普和我还是把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床，连同一顶蓝色的绸帐、垫褥和两条带花边的罩单统统装在那顶上。床头后面还放上一袋最好的食品。我们不时摸进里头去，那些硬邦邦的火腿香肠，一罐罐的肝浆灌肠，一听听的罐头食物，一箱箱的纸烟，使我们心花怒放。每个人都随身带了满满一袋。

克罗普和我另外又抢救出来了两把红色的大靠背椅。它们就放在那张大床里面，我们伸开四肢坐在那上头，仿佛坐在包厢里似的。床帐的绸子在我们的头顶上给吹得鼓了起来，如同一顶华盖。每个人的嘴里都衔着一根长长的雪茄。就这样，我们居高临下地观看着这一带的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