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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走，那个什么都知道的约瑟夫就警告他们说：“千万别让他给你们动手术！这是那个老家伙对科学的狂热。只要他能够抓住一个人动一次手术，他就简直是发了疯。他要给你们的平足做手术，那没有错，你们的平足确实是没有了，可换了个畸形脚，从今以后，你们一辈子得拄着拐杖走路。”

“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个人问。

“就说你们不要！你们到这里是来治疗枪伤的，不是来治疗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有没有为这双脚感到不方便？没有，那就好啦！现在你们还能够走路，可是如果那个老家伙给你们开这么一刀，那你们就会变成残疾。他需要的是用来做试验的人，所以对他来说，正如对所有的医生来说一样，战争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你去看一看下面那个部门吧。有十来个人走起路来总是一跛一瘸的，那都是他动的手术。不少人还是在1914和1915年来到这里的，好多年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比开刀以前走路更方便的，差不多个个都比以前更糟，而且大多数装了石膏腿。每隔六个月，他又抓住他们，把骨头重新弄断，而每一回总说是取得成功了。你们记着我的话吧，只要你们说一个‘不’字，他就不敢做这个手术的。”

“啊，好家伙，”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厌倦地说，“即使弄坏你的脚，总不能弄坏你的脑瓜。如果你再上前线，到底会弄成个什么样子，你能说得出来吗？他们爱给我做手术，就让他们做去吧，只要我能够回得了家。有一只畸形脚总比死好咧。”

另外那一个，也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却不愿意这样做。第二天早晨，那老头儿把两个人都叫了上去，又是说理，又是责骂，折腾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他们就同意了。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他们不过是个小兵，而他却是一个显要人物。他们被送回来的时候，还上着麻药，绑着石膏咧。

克罗普的病情恶化了。他们把他抬走，做了截肢手术。他的整个一条腿，被草率地全部截掉了。如今，他几乎一声也不吭。有一次他说过，只要他能够再一次拿到自己的手枪，那么第一件事便是把自己打死。

又开到了一个运输车队。我们病房里送来了两个双目失明的病人。其中之一，是个年纪很轻的音乐家。护士给他喂饭的时候从来不用餐刀，他已经从一位护士手里抢走过一把。尽管这样谨慎小心，可还是发生了意外。晚上，正在喂他吃饭的时候，那护士从他床边被喊走了，盘子连同餐叉就留在那桌子上。他摸着了餐叉，把它一把抓住，用尽平生之力戳向心坎，随后抢过一只鞋，使足了劲朝那叉柄上敲着。我们大声呼救，得有三个男人才能把餐叉从他胸口拔出来。那并不锋利的叉刺，已经深深地戳到里面去了。他把我们痛骂了整整一夜，弄得谁也没法睡着。到了早晨，他痉挛发作了。

床位又空出来了。一天又一天，在疼痛、恐惧、呻吟和临终喘气中过去。甚至那太平间也不再顶用了，那个地方太小啦。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就在夜里死去了。他们死得太快，那些护士简直来不及应付。

可是有一天，房门忽然敞开，有辆担架车推了进来，那担架上直挺挺、喜滋滋地坐着那个苍白瘦弱、满头卷发的彼得。利贝廷护士满面春风地把他推到原先的床位上。他是从垂死病房里送回来的。我们早就以为他已经死了。

他朝四周望了一望：“现在你们该怎么说啦？”

这一下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他也还是第一次经历。

逐渐地，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准许站起来了。也给我发了一副拐杖，我可以一跛一瘸地走来走去了。不过我也很少去使用，因为我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受不了艾伯特的瞪视。他常常用一种奇异的眼色紧盯着我。因此我有时候就溜到走廊上去。在那里，可以走动得比较自由了。

下面一层，都是腹部和脊椎受了伤的，头部受了伤的，还有两腿或两臂都已经被截掉了的。右侧住的是伤了下颚的，中了毒气的，还有鼻子、耳朵和脖颈受了伤的。左侧是瞎了眼的，肺部受了伤，骨盆受了伤，关节受了伤，肾脏受了伤，胃部受了伤的。到了这里，一个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人身上到处都可以中弹咧。

有两个人破伤风死了。他们脸色发白，四肢僵硬，到最后，只有他们的一双眼睛还活着——久久地活着。很多受伤的人，他们被打碎的四肢临空荡在吊架上，伤口下面放一个盆，让脓水滴在那里。每隔两三个小时，便将容器倒空一次。还有一些人躺在伸缩绷带里，用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的一头。我看见肠子受伤的，肠道里面常常塞满了粪便。医生的秘书给我看过一些X光照片，拍的是完全被打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