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58/94页）

塞特姆布里尼希望自己没有估计错，汉斯·卡斯托普讲这种话只是想让他去纠正他。他讲，在抵御这类精神传染病时，年轻人会发现他塞特姆布里尼永远准备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汉斯·卡斯托普讲“活得带劲儿”？并且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如果换成另一个词儿：“活得有价值！”[36]——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对他就会构成真正的、美好的秩序。“活得有价值”，自然而然地稍稍加以联想，就会想到“值得爱的”、“可爱可亲”、“友好和睦”这些词，因为它们的意义太相近了，简直可以说只有对于生活真正有价值的才是值得爱的。对生活真正有价值的和值得爱的，这两者加在一起，才构成我们称之为高贵的东西。

汉斯·卡斯托普认为有意思，很值得一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生动形象的理念，他说完全让他服了。因为你想怎么讲，就可以怎么讲，例如，可以讲生病是一种提高了的生命状态，有了实在的可以琢磨的东西。至少可以肯定，疾病强调和突出了肉体的重要性，好像突然让人退回或者退化为肉体，从而大大降低乃至于消灭了人的尊严，因为它把人贬低成了单纯的物体。因此，疾病是非人性的。

疾病是极符合人性的，纳夫塔立即反驳；须知是人就会生病。不错，人从本质上讲就是病态的，正是他的病态使他成其为人；谁想使他变得健康，让他与自然和解，让他“返归自然”——事实上他却从来也不是自然的——以及今日形形色色的卢梭信徒，诸如再生论者、生食素食者、露天生活者和日光浴者在那儿一个劲儿搞的那些名堂，结果都只能变人为非人，变人为野兽……什么叫人性？什么叫高贵？精神，是精神使人高度地脱离自然，使这种自觉与自然对立的造物明显地优越于其他所有的有机生命。也就是说，人的尊严和高贵存在于精神之中、疾病之中。一句话，他越是病得厉害，就在越高的程度上是人；比之健康的守护神，疾病的守护神更加富于人性，令人不解的是，有位自称为人类之友的先生竟然闭眼不看这些基本的真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侈谈进步，可又仿佛不知道，进步如果存在，就该归功于疾病，也就是说归功于天才——天才正是疾病，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他仿佛不知道，在所有时代，健康人都是靠着病人取得的成果活着的！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自觉自愿地生病和发疯，以便为人类获取知识；这些通过疯狂获取的知识变成了健康，在当初的英勇牺牲之后，占有和享用知识和健康就不再以疾病和疯狂为前提了。这真正是伟大的献身，就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啊哈，”汉斯·卡斯托普暗忖，“你原来并非正统的耶稣会教士，瞧你这些推论，瞧你对耶稣上十字架的诠释！现在清楚了，你为什么没当上神父，（肺上）有浸润点的病弱的耶稣会士！喏，咆哮吧，雄狮！”他心里想的是塞特姆布里尼。这一位也真的“咆哮”起来，称纳夫塔所主张的一切全是欺人之谈，全是诡辩，只会造成世人头脑的混乱。“您可敢讲，”他冲着对手大声吼道，“您可敢讲，可敢以一个教育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对着富于可塑性的青年的耳朵直言不讳地讲：精神即是疾病！真的，您这样子将鼓起他们投奔精神的勇气，争取他们信仰精神！另一方面，您宣布疾病和死亡为高贵，健康和生存为鄙俗，——这也是您敦促您的学生造福于人类最稳妥的方法！确实，罪过呀！”塞特姆布里尼像位骑士似的捍卫着健康和生命的尊严，自然所赋予的尊严，不需要为精神担心的尊严。他喊出：形态！纳夫塔便趾高气扬地对之以逻各斯[37]！可塞特姆布里尼不屑于知道什么逻各斯，便说：“理性。”这时，逻各斯的崇奉者又以“激情”与之抗衡。真是乱七八糟，东拉西扯。“客体！”这个说；那个讲：“自我！”临了儿，甚至一方大谈“文艺”，一方大讲“批判”，不过翻来覆去谈得最多的还是“自然”和“精神”，还是哪一个更高贵的问题，“更有贵族气派的问题”。

然而，谈过来争过去，却未理出任何头绪，澄清任何问题，就连争论双方本身也是如此。因为一切不仅相互反对，还相互搅和；不只是对手之间彼此批驳，他们也经常自相矛盾。塞特姆布里尼对“批判”发出礼赞的次数够多的了，但最后却又将其反面——这就该是“文艺”啦——当作高贵原则加以肯定。纳夫塔呢，不止一次充当“自然自觉”的捍卫者，反对塞特姆布里尼将自然贬斥为“愚蠢的力量”，纯粹的既定事实；在它面前，理性和人类尊严不该自惭形秽，但同时又站在精神和“疾病”一边，认为只有这儿才找得到高贵和人性。反之，塞特姆布里尼又一变而为自然和健康的辩护士，压根儿想不到什么解放。是的，在“客体”与“自我”的问题上也不见得好一点，简直是同样的杂乱无章，而且程度更严重，以致谁也弄不清楚，两人中哪个是虔诚的教士，哪个是自由主义者。纳夫塔正言厉色地禁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自诩为“个人主义者”，因为塞特姆布里尼否认上帝与自然之间存在矛盾，把人的问题，把个人内心的冲突，单单理解为个体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坚持一种与生活紧密联系的资产者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认为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最终只是平平庸庸地追求有用、有利，视道德立法为国家的要义。反之，他纳夫塔则认为人自身的问题更多是在于感觉与超感觉之间的矛盾，只有那自由的和主体的人才代表真正的个人主义，神秘的个人主义。情况若确实如此，汉斯·卡斯托普想，那么他对“匿名和集体性”又将如何解释？——这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例子。此外，他在寄宿学校曾与翁特尔佩廷格神父就黑格尔这位国家哲学家的天主教倾向，就“政治的”与“天主教的”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就它们共同形成的客观的范畴，都发表过一些惊人的见解，它们又作何解释呢？统治术和教育，这不历来都是纳夫塔的教团之所长吗？这是怎样一种教育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无疑也算得上一位热心的教育家，热心得到了碍事和讨厌的程度；可是，在苦行主义的蔑视自我的务实精神方面，他的那些原则简直不可和纳夫塔的同日而语。纳夫塔相信绝对命令！铁的纪律！强制！服从！恐怖！这可能不失其荣耀，可是对个人的尊严、价值却毫不顾及。这就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和西班牙的罗耀拉的训练规范，虔诚和严格得让人流血。只存在一个问题：纳夫塔究竟是如何认识到这血腥的必要性的呢，他不是自称不相信任何纯粹的知识和缺少前提的研究，简言之，不相信真理，不相信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对于塞特姆布里尼来说，追求真理却意味着一切人性的最高准则。在这点上，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虔诚而又严谨。相反，纳夫塔却马虎而无原则，把真理拉回到人自己身上，宣称凡是对人有益的都是真理。这不简直就是庸碌的资产者习气和庸俗功利哲学，竟如此使真理服从人的利益？严格地讲，铁一般的客观务实精神不多了，已掺和进更多的自由和主观性，只是纳夫塔不肯承认罢了。——与此情况完全一样，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发过有关“政治”的高论，说什么自由就是仁爱的法则。这显然意味着让自由受到约束，就像纳夫塔让真理也受到约束，受到人的约束一样。于是乎虔诚有余，自由不足。可是就连这也仅只是一个暂时的区别，它在争论过程中随时都可能消失。唉，这位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他并不枉为一位文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的孙子和一位人文主义者的儿子。他对批判和妇女解放怀着崇高的信念，常在路上对年轻姑娘们哼歌子；反之，尖刻、矮小的纳夫塔却受到严格的誓言的束缚。然而，纳夫塔恰恰思想放肆，生活奢靡；另一位相反倒是位老道学，汉斯·卡斯托普想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害怕“绝对精神”，却企图把精神绝对地固定于民主进步；他惊讶像军人一般的纳夫塔信仰的随意性，竟然将上帝与魔鬼、光明与恶行、天才与疾病混为一谈，没有价值定规，没有理性批判，没有意志。噢，究竟谁自由，谁虔诚，究竟什么决定人真正的地位和国籍：是沉沦于吞噬和平衡一切的集团里，同时放浪无羁和奉行苦修禁欲的这一位呢，还是自命为“批判的主体”，但在其身上轻浮放荡与严格的资产者道德却相互不断干扰的那一位呢？唉，原则和侧重确实不断相互干扰，自相矛盾的情况多的是，这样就使一个有教养和责任心的人感到异常困难，不只是难于在矛盾双方之间判明是非，也难于分辨和理清各自的观点，以致出现一个巨大的诱惑：干脆一头栽进纳夫塔那“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去算了。普遍的阵线交叉，敌我模糊，极大的思维紊乱，言语含混；汉斯·卡斯托普自认为看出来，争论双方因此都心里感到压抑，不然就不会表现得如此誓不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