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40/94页）

那边上首，在大夫席位的左侧，在重叠起来的几个坐垫上面，蹲坐着来自墨西哥的驼背业余摄影师。他不苟言笑，脸上的表情活像只鸽子。他旁边的座位属于一位来自七堡地[27]的老处女，正如塞特姆布里尼曾经抱怨的，她开口闭口都是她的姐夫怎样怎样，虽然谁都不了解也不想了解这位老兄为何许人。她在例行的散步中拄着一根饰有图拉产的银柄的小手杖；每天在一定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她立在阳台的栏杆边，把小手杖横担在脖子上做深呼吸，为的是扩张她那扁平得像盘子似的胸脯。她对面坐着个大伙儿称为文泽尔先生的捷克人，因为谁都没办法念清楚他的那个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在的时候尝试过，看能不能把他那由一串乱七八糟的辅音凑成的姓氏拼出来——虽然没打算认真努力，而只是想让自己娇生惯养的拉丁化拼读法去那语音的丛莽里探探险，逗逗乐而已。这个捷克佬尽管肥得像獾子，饕餮的本领就是在此地山上的人当中也非常突出，四年来却口口声声他病得快死了。晚会上，他常弹着装有饰带的曼陀铃，唱他故乡的民歌，讲他自己的甜菜种植园，说在那儿干活儿的净是些漂亮娘儿们。然后，紧靠着汉斯·卡斯托普，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的是马格努斯先生和太太，一对来自哈勒城的酿造啤酒的夫妇。悲凉的气氛包围着这一对儿，因为两人正在失去对于维持生命极端重要的新陈代谢物质，马格努斯先生失去的是糖，马格努斯太太是蛋白质。他们俩的心绪，尤其是脸色惨白的马格努斯太太的心绪，叫人感觉到已经不存在哪怕一点点希望；精神的贫瘠就像地窖里的霉气一样从她身上往外散发，她一身兼有疾病和愚蠢，其讨厌程度比缺少教养的施托尔太太尤有过之。汉斯·卡斯托普对这样的人极为反感，也正因此受过塞特姆布里尼的责备。马格努斯先生要开朗和健谈一点，不过谈起话来却常常使塞特姆布里尼这位文学家不耐烦。此外他还喜欢动不动就发脾气，时常因为政治和其他原因跟文泽尔先生发生冲突。这位波希米亚[28]人不仅以其民族情绪令他恼怒，还公然承认自己反对殖民主义，并且发表一些从道德上贬低酿酒业的言论。对此，马格努斯先生总是通红着脸予以驳斥，说什么这种与他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饮料在卫生方面无懈可击。在这种场合，从前都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出来以幽默调侃的方式和稀泥；眼下坐在他位子上的汉斯·卡斯托普自觉缺少这份机灵，也没有足够的威信可以凭借，无法扮演同样的角色。

同席的只有两个人跟汉斯·卡斯托普有来往：一个是来自圣彼得堡的安·卡·费尔格，他左手边的邻座，这位心肠好性子也好的俄国人留着两丛茂密的棕红色八字胡，津津乐道地讲胶鞋生产程序，讲俄罗斯的边区和北极圈里的风物以及极地永恒的冬天；有时候，汉斯·卡斯托普甚至和他一块儿去散步。另一个坐在桌子上端正对着墨西哥驼背的座位上，名字叫魏萨尔，斐迪南·魏萨尔，头发稀疏，牙齿有毛病，来自曼海姆城，职业是商人，一双忧伤而饥渴的眼睛经常死盯着舒舍夫人那富有魅力的身段，自打狂欢节起就很愿意接近汉斯·卡斯托普，只要情况碰得巧，他现在也总来跟他们一块儿散步。

魏萨尔在这样做时表现得耐心而又谦卑，甚至带着一种五体投地似的忠诚，这对当事者卡斯托普来说很不舒服，因为他完全理解其中复杂的含义，却又不能不本着人道的精神加以对待。他不露声色，他知道只要把眉头轻轻一皱，就足以将那自惭形秽的人羞辱和吓跑。他忍受着魏萨尔对他奴颜婢膝，这老兄一有机会就向他鞠躬致敬，就讨他的好儿；他甚至容忍这人有时散步替他拿外套——他把外套抱在臂弯里，显得那么毕恭毕敬——临了儿，他还容忍曼海姆人与自己交谈，谈的内容总是令人感到忧郁。魏萨尔热衷于提出一些诸如向一位自己一厢情愿地爱着的女士表白爱情是否有意义、是否理智之类的问题——所谓无望的爱情，不知先生们怎样看待。他自己则看得极为重要，认为其中也包含着无穷的幸福。因为即使表白的一幕会引起反感，包含着许多屈辱，但却造成了与自己渴慕的心上人紧紧靠拢的幸福的一刻，强使她进入亲切的氛围中，受到他自身的热情的感染；自然，除此之外不能再存别的奢望，但短暂的绝望的欢乐，不也多少可以补偿那长久的损失吗？须知，表白是一种强暴的力量，它引起的反感越多，带来的乐趣也越大……这时候，汉斯·卡斯托普脸色一沉，魏萨尔就吓得不作声了。卡斯托普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考虑费尔格在旁边；他经常强调，这位好好先生对所有高深一些、艰难一些的问题都一窍不通，而不是因为我们主人公的道德观已经僵化。要知道，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既不美化他，也不丑化他，所以也就在这儿告诉大家，有一天晚上，当可怜的魏萨尔见到旁边没人，便苦苦哀求他，希望他看在上帝的分上详细讲一讲狂欢之夜他和她后来单独在一起的经历和经验。他确实是和和气气地满足了魏萨尔的愿望，但却没有像读者可能认为的那样，让那克制的一幕带上任何低级轻浮的味道。我们有种种理由不让他和我们受到这样的猜疑，只想再附带说一说：从此以后，魏萨尔替和蔼的汉斯·卡斯托普抱外套时更加忠心耿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