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6/94页）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提问的样子挺吓人的。他昂首挺胸，义正词严，对矮小的纳夫塔大有居高临下之势，结尾时更猛地拔高调门儿，让人听出来他是蛮有把握的，相信对手必然无言以对，只好羞愧地闭起嘴巴了事。说话时，他把在两个指头之间的蛋糕放回到盘子上，因为他在提问以后不便马上就吃。

纳夫塔却回答得异常平静：

“我说朋友，没有纯粹的知识。宗教学说的合理性就包含在圣·奥古斯丁的‘我信即我知’这句名言中，是完全驳不倒的。信是知的器官，知解力乃第二性的。您的没有前提的科学是一个神话。信仰、世界观、观念，简言之，意志系正常的存在，理性当以讨论它、证明它为己任。无论何时，在任何情况下，结论都只会是‘被表示的东西’。从心理学上看，证明的含义本身已包含着很强的唯意志论因素。十二三世纪的伟大经院学者一致坚信，在神学面前错误的东西，在哲学中不可能是真理。要是您愿意，我们可以把神学放到一边。可是，一种人道主义，它要是不承认在哲学面前错误的东西在自然科学中也不可能正确，就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最高主教会议批驳伽利略的论据就着眼于他的观点在哲学上实属荒谬。比这更有力的论据，根本不会有了。”

“得，得，咱们那既可怜又伟大的伽利略的论点却更站得住脚！行啦，让咱们认认真真地来谈一谈吧，教授先生！请您当着这两位洗耳恭听的年轻人的面，回答我这个问题：您相信一种真理，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真理吗？追寻它，乃是一切道德的最高准则；它对权威的一次次胜利将构成人类精神的光荣历史！”

汉斯·卡斯托普和约阿希姆都把头从塞特姆布里尼转向纳夫塔，只是表弟比表兄转得快一些。纳夫塔回答：

“这样的胜利不可能，因为权威就是人本身，就是他的利益，他的尊严，他的幸福；在权威和真理之间不可能存在不和。它们将合而为一。”

“这么讲，真理不就……”

“真理就是对人有用的东西。在人身上集中着自然，在一切自然中都只创造了人，一切自然只为人而创造。人是万物的尺度，人的幸福即真理的标准。要是缺少与为人谋幸福的思想的实际联系，理论认识只会索然寡味，以致失去任何一点真理价值，活该被取缔。基督的世纪在轻视自然科学对于人的价值这点上，是完全一致的。曾被君士坦丁大帝选作他儿子太傅的拉克坦提乌斯直截了当地问过，就算他知道尼罗河发源于何处，知道物理学家们关于天空胡诌些什么，他又会得到什么益处呢？现在请您来回答回答他这个问题吧！如果说我们重视柏拉图哲学超过了其他任何哲学，那就因为它不以认识自然，而以认识上帝为务。我向您担保，人类正准备回归这种观点，正在认清真正的科学其任务并不在于追求那些无益的知识，而在于根除那些有害的东西或者在思想上无意义的东西，并且一句话，显示出直觉、分寸和选择力来。认为教会维护黑暗、反对光明的看法是幼稚的。它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宣告过，那种对于认识的‘缺少前提的’追求，也就是不顾及精神、不顾及争取幸福的目标的追求，应该受到惩罚；而真正将人类引向了黑暗，并将越来越深地引向黑暗的，恰恰是那‘缺少前提的’、直接违反哲学真理的自然科学。”

“您这是在宣传实用主义。”塞特姆布里尼反驳道，“您只需将它运用到政治中去，就可以看出它的全部危害性。只要有益于国家，就好，就正确，就合理。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尊严，国家的权力，就是道德的准绳。太美啦！这一来，对任何罪行都大开了方便之门；至于人间的真理，还有正义、民主——它们只好自找存身之处……”

“请容我为咱们的讨论增添一点逻辑性吧。”纳夫塔道，“一种可能是：托勒密和经院学者们所言不虚，世界在时空两个方面都有穷尽。这样，神便是超验的，上帝与世界的矛盾将永远保持，而人也同样是二元的存在。他的灵魂的问题在于感性与超感性的矛盾，一切社会性的问题都远远地落在后面，沦为第二等的了。但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您那些文艺复兴的天文学家们找到了真理，宇宙是无限的。这样，就不存在超验的世界，不存在二元论；彼岸被此岸所容纳，上帝与自然的矛盾将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格也不再是两种敌对原则的战场，而将和谐与统一；于是乎人间的矛盾只会产生于个人或大众的利害冲突，国家的目的，按纯粹的异教观点，就会成为道德的准则。要么是这种可能，要么是那种可能。”